吴虹飞：即便是写农村题材的时候，你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知识分子，一个有些狡黠的知识分子。在《石榴树上结樱桃》里，你写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挺好笑的，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物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大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当然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他们也吸收了各种文化的致幻剂。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的时候，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迷登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吴虹飞：你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写农民，写《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过程困难吗？

李洱：有各种各样的写作方式，其中一种是一泻千里，泼墨似的，我是另一种。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需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各种各样的观念，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把各种各样的观念镶嵌起来，要斟酌，这样就变得很困难。

我理解的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的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非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吴虹飞：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吗？还是听来的？我觉得很有趣啊。

李洱：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的。前面两句类似于音乐中的过门。一种有趣的矛盾修辞。但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修辞学体系里，它是不是被列为一种辞格。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风助火势，有一天竟然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只是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