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的朋友曾批评道：“西方人写了太多对印度充满偏见的书，这不公平。”于是奈保尔决定探访并客观地书写外祖父所属的这个国度。而我，有着和奈保尔相似的写作动机。

初来印度时，我跟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印度的认识少得可怜，对当代“天竺国”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了解到的也大多是充满偏见的和片面的。有时候，媒体甚至成为造成误导的罪魁祸首，特别是那些充满偏见、自以为是的议程设置者。驻印的记者们也常常被国内编辑们发过来的一些主题先行的约稿弄得哭笑不得。

不仅是工作，在生活方面，在印度待越久，就发现中国人对印度的误解越大。

我觉得，当你面对陌生的环境时，最好的心态就是不带任何成见的、如白纸般的心态，以人类最友好、最善意的一面，来迎接和审视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然而，我是带着从书本和中国人口中间接习得的对印度的满满偏见来到这里，但作为一个秉承“客观公正平衡”原则、有着新闻职业性热忱的记者，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拨开这些偏见与无知编织的藩篱——印度脏乱差、印度“阿三”小气、不靠谱、无可救药等等。

印度虽不太受国人关注，但她并非一无是处。在中国，“那些关乎灵魂又不挣钱的事，都会显得生态不良或像在铤而走险，安贫乐道的风骨气韵总脱不了些许狼狈与失态”（摄影师严明语）；在印度，关于灵魂、精神、宗教与信仰的事，却显得那么生态正常且司空见惯，空气中弥漫着的是物质世界缺失的轻灵与充实。当中国人尤其是大城市里的人为金钱与物质疲于奔命时，印度人更能甘于清贫，他们的平均幸福指数比中国人显然要高。

当我再次回到故土时，我备感不适应，在失落的环境下，竟也怀念起印度的好。我想念在印度的生活细节。

我喜欢看印度电影，无论是宝莱坞（以孟买为中心的印地语电影的代称）光鲜艳丽的绝世爱恋，或是残酷真实的记录性影片等等；我喜欢听印度歌曲，无论是宝莱坞的劲歌热舞，或是民乐与冥想、瑜伽乐曲等等。我想念印度的自由、无规则、有趣味、热情浪漫和懒散、节奏慢，像生机勃勃的野草；我想念在那里受到的“物以稀为贵”般的注意力甚至优待，小区陌生门卫们主动热情打招呼的那句：“Hello，Madam！”（你好，女士！）印度人对我的称赞，时常回荡在耳边。

修身养性的人总说，当我们设身处地地经历到了对方所经历的，我们和对方的心就能连接了，沟通便不再有障碍。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一种学习。印度予我的是，这种宝贵的经历。

我亲身接触、了解和认识印度的过程是一个解惑、去除偏见和消除无知的过程。而我是多么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对印度存在太多不理解。

意大利符号学者、作家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又译安伯托·艾柯）说：“只有在如今现代世界，我们才有机会相互接触从而达到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并非我们的想法一致，而是要理解不同之处。不要跟孩子们说谎，说我们人人是平等的。实际上，我们不是平等的，我们是不同的。只有相互理解了，即使达不到世界和平，但只是发生战争的概率少些。”中印之间也需要相互理解，理解各自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