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结论

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作者:左汉林


结 论

在中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这种辉煌也包括了音乐文化

的辉煌。唐代音乐文化的辉煌和发达,既有赖于君主的提倡,也有赖于城

市经济的迅速发展;既是中外音乐文化相互交流碰撞的产物,也是中国古

代音乐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健全的音乐制度也是唐代音

乐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原因之一。

在这里,我们将着重对唐代太常寺、梨园、教坊之间的关系,唐代乐府

制度的特点,唐代乐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予以简要说明。

太常寺、梨园和教坊是唐代宫廷音乐机构的主体,三个机构分工不

同,而又联系密切 。

从机构的性质上看,太常寺是国家正式的礼乐管理机构,其下属的

太乐署和鼓吹署管理的是祭祀和礼仪所用音乐,梨园和教坊则是直接

服务于皇帝和宫廷的高级别的乐舞演出机构。作为音乐机构的梨园建

于开元二年 (7 1 4),梨园的建立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唐玄宗歌舞娱乐的需

要。从梨园产生到安史之乱前的这段时间是梨园的全盛期,梨园弟子

在安史之乱中奔散 ,肃宗收京后 ,梨园得以重建。到大历十四年 (7 7 9),

唐德宗一度取消梨园的设置,剩余的梨园弟子都归到太常寺。文宗开

成年间,梨园曾经改为仙韶院。到晚唐末年,梨园弟子数量极少。教坊

也是唐代重要的音乐机构,在前期直接服务于皇帝和宫廷,在后期则逐

渐走 向民间。

从乐曲上看,太常寺管理的音乐最为复杂,既有郊祀之乐和庙祭之

乐,也有用于仪仗和各种仪式的鼓吹乐。多部乐、二部乐等大型乐舞,四

结论 267

夷乐和各地的献乐以及大傩乐等都属于太常寺管理的范围。在开元二年

(7 1 4)之前,太常寺还负责管理俗乐和散乐。因为唐代的音乐文化非常发

达,朝廷对音乐非常重视,所以太常寺的音乐种类繁多,各种音乐活动也

非常繁杂,用途也比较广泛。著名的多部乐和二部乐艺术性很强,演奏和

表演的难度很高,规模也很大。多部乐的演出多在宴使节、宴群臣、封王、

改元、封禅、祝捷、立太子、庆丰年、嫁公主、重大佛事等重要场合,是一种

政治性、礼仪性、艺术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音乐形式,但其本质属性是政

治性。唐代多部乐的设立,目的在于从礼仪上继承《周礼》中“四夷乐’的

音乐体系和北周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乐部为重要标志的音乐制度,通过具

有高度艺术性和娱乐性的演出,表现大唐四夷宾服的声威,从而实现其政

治目的。同多部乐一样,二部乐也是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型宴享

音乐,但二部乐政治性的表现方式与多部乐有所不同,二部乐主要是通过

乐舞这种精美的艺术形式表现帝王的文治武功和祥瑞,通过对帝王的赞

颂使观赏者对国家的前途拥有信心,从而达到其政治目的。

在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有一部分是由边疆小国即所谓四夷进献的,

此即献乐。还有一些音乐的歌词来源于臣民进献的诗歌,此即所谓献诗。

献乐和献诗在太常寺的音乐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也是太常寺音乐的一

个组成部分。唐代还存在采诗制度,唐代的采诗有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

采诗两种形式。

鼓吹乐是太常寺管理的重要音乐种类之一,它由太常寺的鼓吹署管

理。鼓吹乐的艺术性略差,但用途却相当广泛,是其他音乐种类所不能代

替的。鼓吹乐既用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亲王以及一定品级大臣

的仪仗,又用于凯乐、合朔伐鼓、大傩、一定品级官吏的婚葬和皇帝出行的

夜警晨严等场合。除此之外,皇帝加元服、纳后等多项礼仪活动都要使用

鼓吹乐o/可见,隶属于太常寺的太乐署和鼓吹署,是唐代宫廷音乐的中

心,其中太乐署更为重要。

梨园演奏的音乐称为法曲。法曲不是一种单独的音乐形式,也不是

以某一种音乐形式为主吸收其他音乐形式融合而成的一种新的音乐形

式。法曲是清乐、胡乐、俗乐、雅乐、道曲、佛曲等多种音乐形式的集合体。

各种音乐在法曲中的状态是并列的和基本独立的,而不是融合的。法曲

268 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是这些音乐的精华所在。由此可见,梨园演奏的音乐是唐代音乐中的精

华。

教坊的表演以歌舞为主。根据《教坊记》的记载,教坊曲合计共有三

百四十三曲。因为《教坊记》一书并不完整,所以此三百四十三首教坊曲

只是盛唐教坊的一部分曲目。教坊乐曲大部分是华乐而不是胡乐,并且

多为俗乐,它的曲调大部分来 自于民间。但教坊曲的歌词并不直接来 自

民间,在宫廷演唱的教坊乐曲,其歌词是经过改造的。

从乐官来看,太常寺的乐官是朝廷的正式官员,梨园和教坊的高级乐

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具备较高音乐才能的乐人担任。梨园乐官

和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但有一部分乐官受到皇帝的宠幸,在一定时期

内颇有权势。

从乐工的身份看,太常寺、梨园和教坊乐工的身份都比较复杂,有平

民身份的乐工,又有官户和官奴婢身份的乐工,但以后者为主。梨园和教

坊乐工的社会地位有两面性:一方面,乐工的主体是乐户,身份是杂户、官

户或官奴婢,法律地位不及平民,故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另一方面,因为

这些乐工是直接服务于宫廷的,他们有机会接触皇帝,其中技艺高超者会

受到皇帝的宠信,借助皇帝的宠信,他们有时会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

位。

总之,大体上说,太常寺管理的是雅乐,梨园管理的是法曲,教坊管理

的是俗乐。当然,梨园法曲中亦包含俗乐,但法曲中的俗乐是具有典范意

义的俗乐,是俗乐中的精华,法曲中的俗乐与教坊中的俗乐性质相同但有

高下之分。太常寺、梨园、教坊分工不同,又联系密切。教坊乐工和梨园

弟子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太常寺分离出来的,他们和太常寺有着密切的关

系。太常寺还承担着为教坊和梨园培训乐工的任务,教坊和梨园的很多

乐工技艺高超,他们的音乐技能多是向太常乐工学习而来的。太常寺、梨

园、教坊的乐工在演出中也会以不同方式进行合作。

唐代音乐非常发达,其乐府制度有如下特点:

结论 269

第一,唐代乐府制度对前代乐府制度既有继承 又有创新。太常寺基

本上沿用前代的制度。在乐曲方面,唐代的太常寺也继承了前代不少曲

目而有所改造和创新,如唐在隋七部乐的基础上丰富了多部乐的内容,二

部乐则基本上是唐人的创造。教坊和梨园是唐代新设置的音乐机构,在

当时规模宏大,代表了唐代音乐的最高水平,对后世音乐和音乐制度也产

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乐工的数量很多,技艺高超,乐官的设置也较前

代完备 。

第二,尽管唐代音乐是以华乐为主体的音乐,①但唐人以开放的心态

对待外来文化,他们对外来音乐的接纳和吸收是空前的。

第三,唐代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对乐府制度影响巨大。在安史之乱以

前,国家基本保持大一统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之下,唐代的乐府制度得到

不断的健全和发展。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对国家的控制力减弱,唐代的乐

府制度一步步走向衰落和崩溃。同时,音乐和乐府制度的发展,与君主的

好尚亦关系密切。

各种类型的音乐一般都是歌、乐、舞相结合的,配乐的歌词可以体现

出不同程度的文学性。因此,唐代的音乐机构、音乐制度与唐代文学有比

较密切的关系。

太常寺的郊庙歌辞创作与唐七言律诗的定型与成熟关系密切,对唐

代七言律诗的全面成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玄宗朝出现优秀的七律作品

不是偶然的,它们和当时兴起的七律创作风气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大规

模的七言律诗创作及在此风气下产生的优秀诗作,也为杜甫等盛唐诗人

① 有的学者认为在唐代胡乐极为盛行,参见金文达《:中国古代音乐史》,人民

音乐出版社 1 9 9 4 年版,第 1 9 8 页。有的学者认为在唐代中叶,胡乐和俗乐得以融合,

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2 1 7 页 ;[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

梁在平、黄志炯译,第 4 页。有的学者则认为华乐在唐代仍然占主导地位,胡乐未占

主流,参见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第 1 47 页、第’1 5 0 页;李昌集《:华乐、胡乐与词:词

体发生再论》《,文学遗产)2003 年第 6 期 ,第 6 o一80 页。本书同意后者的意见。

270 唐代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推动了七言律诗从定型、过渡,走向全面成熟。

唐代郊庙歌辞在形式上总体是复古的,但郊庙歌辞的创作与唐代诗坛的

风气依然息息相关。

唐代太常寺管理的音乐中有献乐和经过选择后人乐的献诗。献乐的

歌词往往选取或截取著名诗人的诗作人乐,因而有盛唐风韵,具有很强的

文学性。献诗在内容上多歌功颂德,缺乏真情实感,采用排律的形式,较

为板滞 ,文学成就并不高。

在唐代存在太常卿采诗和风俗使采诗两种形式的采诗活动。无论太

常卿采诗还是风俗使采诗,所采诗歌都是经过选择后到太常寺配乐演唱

的。采诗制度和唐诗创作关系密切。

梨园弟子经常采用当时诗人的诗作入乐演唱。诗人的作品被梨园演

唱,说明诗人的作品得到了朝廷的承认,这会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梨园

的采诗人乐,鼓励了诗人的诗歌创作,也促使诗人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献给

朝廷。如果当时梨园的采诗入乐有一定的制度,如果有很多的诗人到朝

廷献诗,如果梨园选用诗歌有一定的“标准",那么这种机制将必然对当时

诗人的诗歌创作产生影响。

教坊曲的兴盛和流行与唐代诗歌关系密切。唐代诗歌对教坊曲

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教坊 曲的兴盛也影响了唐代文学 的发展进程

和风貌 。唐代诗歌对教坊曲的最大影响是提高了教坊乐 曲的艺术品

位 。文人参与教坊歌词的创作 ,使教坊歌词的语言更为精炼 ,表意更

为畅达 ,更为典雅和富有情韵 ,从而提高了教坊歌词的艺术品位。根

据教坊曲创作歌词则改变了诗人的创作风貌。同时,教坊曲的音乐

形式规定和限制了歌词的形式 ,促进了词的格律的形成 ,教坊曲的流

行决定了词的内容和风格 ,因此 ,教坊曲的流行对词体的最终确立起

了重要作用 。

唐代音乐的发达和音乐制度的完备是令人惊叹的。当我们再一次 回

望唐代音乐和乐府制度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一幕幕精美的乐舞在历史

的长河里隐现。当皇帝斋戒后虔诚地来到长安南郊,缓缓地从南阶登上

祭天的圆丘,当异国的使节从遥远的四方风尘仆仆地来到长安,当皇帝在

大臣的簇拥下驾临梨园和教坊,当太乐令带领乐工布置完乐悬,当协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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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重地举麾,我们仿佛听到那古老而又美妙的音乐从那些身份卑微却又

技艺高超的乐工们的手中传来,从遥远的大唐帝国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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