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万富决定不走了。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也不走。“我的医疗技术，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叶城二牧场离城里远，牧业点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那里都要一两天时间，人还没到就早没命了。但有我这样的医生在，及时帮病人处理一下，就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就能保命。”

最终，妻子带着女儿回了浙江。离婚后，“那种孤独，真难受呀”！不出诊的时候，姜万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扬琴，排解忧愁。

实际上，姜万富真的很想家。他后来跟牧场诊所里的护士赵军花结了婚。赵军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来岁。姜万富设法教会了她上海话。实在想家的时候，他就用上海话跟妻子聊天。

1998年，92岁的老母亲撒手人寰。可她老人家临终也没等到唯一在世的儿子回到上海。姜万富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黑纱。

此后，夜深人静的时候，姜万富经常流着泪，独自跪在地上，向东方磕头。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时，60岁的姜万富老泪纵横，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们怎么办？

多年来，他带过的有文凭、没文凭的医护人员，先后走了十几个。那年冬天，有个准备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一看周围的环境，连车都没下就走了。“B超没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机很快要来了，也没人会用！”

离开新疆时，姜万富流着泪说：“对不起了，乡亲们！我们的家训是：少不出家乡是废人，老不返家乡是罪人。以后的清明节，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60岁的姜万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浦江畔。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

抛繁华而乐寂静，舍安逸而取艰难，姜万富的43年，是支边上海知青的缩影，是10万人的青春无悔。

这一次的上海青年“援疆”也是王震将军的主见。

1962年，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考察了兵团塔里木垦区后，请示国务院，提出动员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兵团开发的建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上海市委的响应。

随后，10万上海知识青年因此来到新疆，成为兵团屯垦大军的有生力量，掀起了开发塔里木的新高潮。

其实，与姜万富一样来到新疆支边的青年，远非就是上海知识青年，20世纪60年代，我国先后有湖南、四川等十几个省市的100多万青壮年告别家乡，投身新疆和兵团的社会主义建设。

支边的岁月里，知青们与新疆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融为一体，无论是开发巩固边疆、建设新疆，还是加强民族团结，都做出了贡献。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牵挂新疆这片广袤的国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建制被撤销，军垦事业受到破坏，也动摇了新疆稳定的根基。王震深感痛心，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他主张尽快恢复兵团，并向邓小平提议。

以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为主要标志，中央对“对口支援”新疆首次有了明确表述。

这次会议，对我国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共中央第一次确定了具体对口安排——

北京支援内蒙古自治区。

河北支援贵州。

江苏支援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山东支援青海。

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回族自治区。

全国支援西藏自治区。

1980年9月至1981年5月，王震代表党中央，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连续4次到新疆全面考察。

他强调，新疆建设的成就“是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党、国家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的结果”。

1981年8月，邓小平考察新疆。他到牧民家中做客，留下与牧民孩子一起骑马的历史瞬间。邓小平强调：“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同年年底，中央决定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十分关心新疆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两次来新疆考察，他戴着小花帽与各界代表联欢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