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之后，心有余悸的总统和情人躲避到国外，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过着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总统教导女演员，艺术之路与政治之路一样，也是以肆无忌惮和残忍铺设起来的，他安慰她说，在剧院演不上主角没关系，好得很，你就可以在我这里演主角，跟我，跟国家元首周游世界，你是我知道的最伟大的演员。虽然不能安全地留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在异乡有女演员在身边，他仍然感到了作为总统拥有的无上权力。扬言要报复，要不择手段实现最高目标的总统，不久便成为葬礼的主角，躺在了灵堂的棺柩里。权力既有诱人的光环，也有难以抗拒的腐蚀。极权必然导致崩溃。事实证明，总统周围的世界并非如他所说都是垃圾和粪土，失去健全理智的是他自己。

伯恩哈德最后一部戏剧是《英雄广场》（1988）。数学教授、犹太人舒斯特在奥地利于1938 年并入纳粹德国之后，举家流亡英国。对故乡之思念，加之维也纳市长力邀他回国任教，他返回了奥地利，在维也纳英雄广场旁安家落户。当他发现，距希特勒在维也纳英雄广场发表讲演已过去五十年了，但是他的同胞的情感和观念并没有改变，他决定再次流亡伦敦；最终他认识到，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维也纳，都再也找不到在家的感觉了。于是，虽然已清理房舍，打点行装准备再去牛津执教，但他改变了主意，跳楼自杀了。这出戏从舒斯特一家举行完葬礼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开始，后来在已经卖掉了的公寓房里，他的妻子、他的弟弟罗伯特教授，还有儿子和两个女儿，在管家和女仆准备的午餐桌旁坐下来，话题围绕着为什么舒斯特最后走上了这条道路。午餐还没有结束，舒斯特教授妻子一头栽到餐桌上停止了呼吸，因为她耳边响起了英雄广场上民众欢呼希特勒的声响，并且越来越强烈，她终于无法忍受，发病身亡。

这不是一出简单的政治剧，或者说不是那种黑白分明的说教剧，主人公舒斯特教授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物，他思维敏捷，目光犀利，是颇有学术专长的学者，是受学生追捧的教授。但同时他又是不折不扣的家庭暴君，他自私、专横，视儿女为妖魔，因岳母是演员便百般冷落和歧视妻子。身体有病的妻子成了他的累赘，而女管家却成为他的至爱亲朋和生活伴侣。他身上也有极权主义的思想和行为，纳粹的受害者也受到害人者语言的影响，他和他的兄弟罗伯特教授的不少话语让人想到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语言。伯恩哈德的目光能穿透面具，他曾写道：“所有的人都是怪物，只要他们脱掉外壳。”由此我们看到，伯恩哈德对奥地利掩饰过去、没有深刻反思历史这个问题的批判是多层面的，是辩证的。然而，这个有话不好好说、敢于直截了当出重拳批评奥地利的伯恩哈德，注定再次闯下了大祸。这出戏还在排练中，便因媒体泄露出内容片断而引起轩然大波，上至国家前总理、政党首脑，下到普通民众，都对这出戏口诛笔伐，扬言要把作者驱逐出境，甚至以牢狱和死亡相威胁。与此同时，某些文化艺术部门、一些作家和部分媒体支持这个戏，主张应该让它照常公演。1988年11月4日，在推迟了数日后，《英雄广场》终于在城堡剧院首演，观众十分踊跃，剧场观众席不时出现代表不同观点的横幅，经常同时出现的嘘声和掌声常常使演出中断，中间休息时观众仍然在激烈的争论，两个半小时的戏持续了近五个小时，演出结束时观众的掌声、喝彩声长达二十多分钟。当时的新闻记者、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勒夫勒女士写道，“整个奥地利成了一出托马斯·伯恩哈德喜剧，这是一出伯恩哈德都难以设想的、最居心叵测、最狡猾、最具揭露性的喜剧，整个奥地利是舞台，所有奥地利人是配角，主角坐在巴尔豪斯广场（政府所在地）、坐在报社编辑部和政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