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经略贵州以作为抗战基地，借贵州内部军政失和之机，于1932年任命王家烈为第25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其时，王家烈手下拥有柏辉章、何知重、蒋在珍、犹国才、侯之担5个师，蒋对王不仅给予了经费和武器的支持，还把第25军驻地洪江的税收收入交由王家烈自由支配，并拨给其高级将官一笔不菲的安家费，故其时第25军的高级将领，人人大兴土木，个个自建公馆，王家烈的“虎峰别墅”、柏辉章的“慰庐”（遵义会议会址）、何知重的“平园”等，均为此时所修。

王家烈主政贵州后，正值两广势力联合反蒋，王因为人狡黠而态度暧昧地游弋在桂系、粤系和中央之间，蒋介石自此开始对其大生疑忌。王妻万淑芬颇喜染指贵州的军政事务（甚至代表其夫专门赴南京宋美龄、何应钦等大员处活动），在黔军中颇有特殊的影响，因而也促成不少铜仁人在第25军中的地位飙升，所以黔军中有了“金克木”的私语流传。所谓“金克木”就是指铜仁人压制桐梓人。因第25军为“桐梓系”所缔造，王家夫妇“抑梓扬仁”的做法不免遭到桐梓人的反对，于是内部很快就形成了两系四派的分裂局面，严重影响了黔军的作战能力。王家烈也因内部纷争，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所以他既无力对付红军的进击，当然也就挡不住蒋介石中央军对贵州的控制。王家烈对于剿共只是虚与委蛇，穷于应付，但对于中央军反客为主的担忧，却耗费了大量心血，并暗度陈仓与桂系合作。

面对王家烈的长袖善舞，无可奈何的南京政府只能以“断供其军饷、分化其下属及军事问责”等各种策略逼其就范。由于蒋介石与王家烈的相互算计，其结果是遭受重创的红军因此而得到了短期的休整，并在王家烈心腹将领柏辉章家里召开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从此改变了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走向；而蒋介石则借此机会，基本完成西南统一，建立了抗战基地，为其后的“八年抗战”夯实了基础。

1935年4月，蒋介石以王家烈剿共不力，夺去其在贵州的军政两权，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其手下各部队全部接受中央整编。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势力迅即进入了贵州，蒋介石又在四川任命刘湘为省主席，结束了四川军阀之间长期的内斗；再通过组织峨眉训练团及授予地方军人军衔官职等多种措施（当年获国民政府授衔的地方军队将军多达数百名），大幅整顿西南诸省的军事、财政、金融，推行了保甲制度等，加强了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的影响。是年底，国民政府势力终于在大西南站稳了脚跟。

关于西南在战略后方的地位，蒋介石认为：“川滇黔为中华民国复兴的根据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他进而明确指出：“将向来不统一的川滇黔三省统一起来，奠定我们国家生命的根基，以为复兴民族最后之根据地……从此日寇非但三年亡不了中国，纵使三十年也不能亡我中国。”

蒋介石更进一步指出：“就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

蒋介石从持久的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贵州是西南门户，从全国抗战的大局出发，经略西南必先要解决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