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驻北平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了中国驻军的严词拒绝。为此，日军将宛平县城包围，多次向城内开枪开炮，这就是彻底激怒全体中国人民的“七七事变”。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一直屈辱不断，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致使国家积贫积弱。“庚子之变”，清政府丧城失地，与列强签下城下之盟的“辛丑条约”，日本因此在我国山海关至北京一线取得了合法驻军权。而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赖在我国东北不走，诱发了第一次“日俄战争”。由于俄国战败，日本取得了“中东铁路”南段的权益，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的取得，为其后日本不断入侵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以保护“南满铁路”为由，日本在我国东北驻扎了军队，因其总部设在关东州（旅顺），所以这支军队被命名为关东军。日俄在东北的争霸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为其后的抗战留下了伏笔。

面对日军的军事挑衅，当地驻军第29军37师111旅旅长何基沣，一面向第37师师长冯治安报告，一面指挥城内守军第219团团长吉星文部奋起还击。第29军代军长秦德纯听到报告后没有仿效六年前那位“面对事变、继续看戏”的张少帅，立即发出命令：“全线官兵坚决抵抗。”中国全面抗战的枪声终于在卢沟桥正式打响了。

7月8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大使，就“卢沟桥事变”向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全国多个政党、社团和媒体纷纷发表通电、声明与号外，强烈谴责日寇的嚣张行径；中共中央也及时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同日，日本内阁会议也提出“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然而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极端右翼军人当道，不过数天就开始进一步调兵遣将，日本政府的方针实际上变成了欺骗世界舆论，麻痹中国，为争取时间而调集部队的借口。

本来外交是解决争端的最好工具，是降低战争成本的不二法门。面对日本这样一个敌手，我国需要培育持久的作战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然而，“弱国无外交”的现实，使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努力屡屡受挫，《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又在日记（1933年6月3日）中这样写道：“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蒋介石的和平努力，在血气方刚者看来甚至无异于投降；一些清流名士和政治异见团体则站在民族大义的制高点上视之为软弱。故《塘沽协定》一见报，全国舆论立即一片哗然，支持与反对者各占一半。《塘沽协定》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但现实的另一方面，《塘沽协定》的签订，实质上还无意间助长了日军得寸进尺的嚣张气焰。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不仅夺去了我国的台湾、澎湖，吞并了朝鲜；用日俄之战占有了旅顺、大连与南满铁路及其沿线的附属地；用“二十一条”要求进一步控制山东、福建和我国军政、财政；用“九一八事变”及一连串的其他事变霸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北、冀东；而且在其后又加紧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要一举又吃掉我们的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

“七七事变”，不仅是日军最新一次阴谋，是又一次蚕食中国的具体步骤。它也显示了日本深知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积极做远程的对日抗战的准备，日本不想继续等待蒋介石准备的完成。因此，它不仅借谈判之机把“地方性”的“卢沟桥事变”一再拖延，并不断增兵扩大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