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水，一个火，都是书的天敌。所以自古以来，藏书楼对水火都有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既是天敌，总有厄运逃不过。古来书籍受厄于水的事，多见诸史书，随便翻翻便可看到不少。

《 隋书·经籍志 》载：“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取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且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 旧唐书·经籍志 》载：“后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诸儒撰集，部帙渐增。董卓迁都，载舟西上，因罹寇盗，沉之于河，存者数船而已。”

不过大千世界，最奇妙之处莫过于相生相克周而复始，书遇水火，也会有截然相反的情况发生，水也能生出书来。最著名的当然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据说“图书”一词，即源于此。

还有一个著名的水生书的故事：崇祯十一年，苏州大旱，承天寺下决心淘竣一口旧井。这一淘不要紧，居然就在井底发现一个铁函，里边是藏了三百多年的《 心史 》。这一奇书的发现，惹得后世众多学者穷究不止，至今学术界仍对此书真伪争论不休。真伪且莫管它，对书内容本身，一律评价甚高，就连一贯心高气傲的鲁迅，也曾抄写《 心史 》里的诗篇送给亲朋好友。

无独有偶，井中出书的例证还有，1996年，长沙一个建筑工地的施工现场，也是一口古井里边，竟然出土十七万片简牍，在考古学界轰动一时。考古专家证明，它们已在井下埋藏了一千七百多年。

一水一火，都会与书相生相克。“相生”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怕就怕“相克”。不过水火再克，也克不过人。

人为的文字狱，一直伴随着人类苦难的出版史。更早的不必说了，单是清代，文字狱就多如牛毛。几年前在琉璃厂买过一本旧书《 清代禁书总述 》，五号字，生生排了五六百页。待到满清封建王朝如灰飞烟灭，文字狱却还不算完，到了现代，此种悲哀仍有发生——

1980年，出版社印陈寅恪先生的诗，还要躲闪腾挪，违心作假。初版《 寒柳堂集 》的“寅恪先生诗存”中，有一首《 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为寿，赋此酬谢 》，腹联二句为：“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头”。页末有编者注云：“按诗中脱一字，以□代之。”同一年出版的《 柳如是别传 》的“缘起”中，这两句诗又变成了“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并无脱字，但已被篡改得完全读不通。什么叫“惟余骨”？什么叫“笑乱头”？直到1982年，《 寒柳堂集 》重印，这句诗才终于恢复原貌：“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

我想说的是，书籍是由人一笔一画创造出来的，但书籍最大的敌人，也正是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