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这个人就是这样，借题发挥嘛，你说明明也没什么事，这么多年他就是见不得你大伯，一家人哪有那么大的气，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后来，妈妈是这么说的。

当时她当然什么都没说，这么多年的夫妻了，妈妈自然不会去触爸爸的火头，她给他夹了一筷子笋子烧鸡，跟他说：“那你吃点笋子嘛，我自己烧的。”

爸爸就吃了，笋子倒是几十年的老味道了，用的就是厂头的豆瓣烧的。爸爸也找不到别的地方发气，就只有把电话放在桌子上，等着谁来给他打电话，钟师忠也好，老钟也好，他总可以找个借口接个电话，走出门去，喝个酒，睡个觉，怎么都好。

但是今天谁也没给他打电话，爸爸疑心全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段知明回来了，大小手段知明回来了，狗日的就没他薛胜强的戏唱了。

八四年那一年，他很是跟红幺妹睡了几次觉，包括到黄家地里面偷兔儿，在赶场的时候揣人家的蛋拿去卖——五元钱睡一觉嘛，反正来的都是客，红幺妹对他也不薄了。

直到有一天，他们做完了爱，也是熟人熟事了，就在一起躺着摆闲龙门阵。红幺妹忽然问他说：“哎，你是不是有个哥啊？姓段？”

爸爸刚刚软下来，全身都是酥的，随口就说：“啊，是。”

“哎呀！”红幺妹抬起身来看爸爸的脸，“我第一次就说嘛，是觉得你们长得挺像的，两兄弟鼻子长得简直一模一样！”

“你哥读大学去了啊？”红幺妹又问，“我听说他是县上的理科状元的嘛！”

爸爸巴不得自己什么都没承认过，但他骑虎难下了，只有点了点头。

红幺妹倒是很高兴，又絮絮叨叨地跟爸爸说了一些大伯的事。那天走的时候，爸爸照例摸了五块钱给她。

“哎呀，既然是段哥的弟娃儿，我就少收你五角钱嘛！”红幺妹咯咯地笑着，找了爸爸五角钱。

爸爸拿着这五角钱，出了红幺妹的门。那个时候他还小，也就是十七岁吧，爸爸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街上，士可杀不可辱，龟儿子的，反正他再也不会回去跟这个婆娘睡觉了。

那天，都临睡了，爸爸的手机终于响了一回，是姑姑打来的，她问爸爸下午给她打电话是有什么事。

爸爸就把这两天家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当然他没提自己住院的事。

“这么说，知明回来了啊。”姑姑轻轻地说。

“啊，”爸爸也轻言细语地答应着姑姑，“妈说让他来操办祝寿的事，我就不操心了。”

“那也好，”姑姑说，“知明来办，妈也更放心。那我待会给知明打个电话吧，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大哥他们呢？”爸爸问，“你给他们说了没有？算起来也就是下个星期天的事了。”

“给你大哥说了，”姑姑说，“星辰他们也要回来，我都说了。”

“姐，”爸爸想了好久，还是终于问了，“你和大哥最近还好嘛？”

“没事，”姑姑叹了口气，“胜强，你也不要担心我的事了，我和你大哥都五十上下的人了，还能出什么事？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男人嘛，哪个没点花花肠子？”

“姐，”爸爸有满肚子的话想说，想了想又觉得都不合适，“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你就打个电话。”他最后说。

“嗯。”姑姑应了一句，“我先挂了胜强，你早点睡。问安琴好。”

爸爸挂了电话，进了房间，妈妈在继续看《金婚》——一边看，手上还抱着一本书。爸爸最喜欢笑她这件事：“陈安琴同志，你是要看电视还是要看书呢？”妈妈才不理他，翻过手来拍了他一巴掌：“你懂啥嘛！要你管！”爸爸呢，就顺便看了一眼她手上的书，红彤彤的封面，写着“永不瞑目”。

“你看的啥书哦？名字这么吓人！”爸爸扯了一把书想拿过来看，但妈妈哪会让他得逞，十五分钟电视又到了十五分钟广告，她埋在书里面正看得起劲：“哎呀你又不懂！”她说。

这下子真的有点不安逸了，妈妈也觉察了气氛微妙的变化，她就从书上面抬起头来，问爸爸：“哪个的电话呢？”

“姐打的，她问你好。”爸爸顺着台阶说。

“哦，”妈妈应着，“姐还好嘛？”

“嗯，还好。”爸爸脱了拖鞋，翻身上了床。

“你洗脚没的？臭烘烘的。”妈妈从来鼻子很尖，她一下就闻出来了，“去洗脚去洗脚！”

爸爸这才想到他今天走了很多路，他就去洗脚了，但是他实在懒得把洗脚盆拿出来了，干脆就站在洗手台前面，把脚跷在盆子里冲冲了事。

爸爸先跷起左脚去洗，然后放下左脚再跷右脚。不久以后，他想起这个情形，总觉得自己是在那时候想了某一个婆娘的，那些和他睡过的婆娘中的一个，具体是哪个他还真是记不清了，可能是钟馨郁，也可能是红幺妹，甚至是“韦唯”，不然就是白勇军那个姓邓的老婆——那个婆娘还是可以，肚皮上肉长得有点多了，但是皮总算白细细的。

他洗完脚走出去，重新翻身上了床。妈妈还在看电视，一双手上抓着血红血红的《永不瞑目》。爸爸就躺平了，“狗日的总算可以睡个觉了”，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