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胡适将捡到的几份传单寄给北大政治学教授张慰慈，张在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为胡适的安全担心。他回信说：“巴黎与柏林的学生本来是最胡闹的，‘走狗’这名称怎样会加到你头上，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话。……不过无论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这般捣乱分子是无理可讲的，吃了他们眼前的亏，实在犯不着。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为是。”[4]胡适见信，看看四周一片杀气淋淋的样子，深觉此地不可久留，不几日即悄然离开巴黎赴英国伦敦去了。

傅斯年学成归国后，虽以创办史语所与专抓蒋公介石的老二（孔祥熙、宋子文）名震天下，但当他真的与丁文江遭遇后就大不相同了。在一个聚会上，胡适把丁文江介绍给他，曰：“这就是你一直要杀掉的丁在君先生”。开始傅斯年还有点“愤青”的气概，随着二人交谈的深入，具有“大炮”之誉的傅斯年，面对丁文江的博学多才，以及所显现的人格魅力与人性光辉，不但像泄了气的皮球与蔫了翅膀的蟋蟀，反而对丁氏敬佩有加，激赏称赞。在丁文江的人格光辉照耀下，傅斯年曾慨然叹道：“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云云。[5]自这次相见之后，丁、傅二人成为莫逆之交。   

1936年初，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在长沙因煤气中毒不治而亡。当病危的消息传出时，傅斯年第一个从北京赶去看护。丁文江去世后，傅斯年在撰写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纪念文章中，坚决地认为丁“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文章的最后，傅氏还对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杀丁文江之事做了解释，文中说：“记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傅又说：“我开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读科学玄学战时（按：二十年代丁文江与张君劢一场科学与玄学论战曾轰动一时），那时我在英国。以为如此才人，何为任于钱镠之朝，又与吕惠卿辈来往，所以才有‘杀’之一说，其中实不免有点如朱子所说，其词若有憾，其实不尽然也。乃民国十八年初夏相见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几年中竟成极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时，心中自思，如我死，国家之损失小得多。这个变迁应该有个缘故吧。所以我说他好，比胡适先生说他好更有要求读者注意之理由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