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陈源关于“臭毛厕”的文章抛出后，周氏兄弟大为震惊和恼怒，气愤之下，周作人破口大骂对方“卑劣”，当即写就《京兆人》一文予以反驳，文曰：“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双方交恶由暗至明。 5月30日，鲁迅写出《并非闲话》一文，揭露陈源冒充“局外人”，实则站在杨荫榆一边迫害女师大学生。（《华盖集》）双方交恶进一步加剧。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借机放出口风，要立即解散女师大，来个树倒猢狲散，一了百了。这一招可谓狠毒，搞得北平教育界人心慌慌，坐立不安。北大法学教授王世杰与胡适等人组织了一个“教育界公理维持会”，与鲁迅等人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对立。而由浙江派“三沈二马”（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马幼渔、马衡兄弟）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评议会召开会议，议决与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这一决议遭到了胡适、王世杰、陈西滢等非江浙派17名教授的竭力抵抗与反对。胡、陈等人反其道而行之，声言北京大学“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云云。章士钊得此消息，大为感动，称赞胡适、陈西滢等人的举动乃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的大事和好事。胡适等人的态度与章士钊的猖狂得意，再度令鲁迅等人大为恼火。作为支持女学生“倒杨”的中坚力量，鲁迅在与章士钊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的同时，也对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以及这一派系的孝子贤孙结下了怨恨。

1926年1月13日，徐志摩于他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大肆吹捧陈源，声称“西滢是分明私淑法朗士的，也不只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 “只有像西滢那样，……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3]徐志摩的助阵叫喊，更引起了周作人的强烈反感。因为周作人刚刚从圈内人物张凤举那里得知，陈源等人曾在私人闲话中，对女师大学生冷嘲热讽，并有“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等轻薄之言，对比之下，周作人感到徐、陈二人有一种令人恶心的伪善。于是，周氏提笔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投寄《晨报》副刊，揭露陈西滢等“绅士们”侮辱女学生的“叫局”之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周作人怒斥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陈源连夜写信给周作人，否认有“叫局”之谈，要求公开澄清事实，并说：“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要紧”，面对此局，陈西滢的好友徐志摩不甘寂寞，再度走上前台横插一杠子，在1月30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一文，以及陈西滢《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二人共同对周氏兄弟猛烈开火。在陈西滢的这《几封信》中有两封《致岂明》的信，其中他自己承认“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一面又加以辩解，并且一再说“先生兄弟两位”或“令兄鲁迅先生”，信中又连带地将鲁迅拎了出来。从而双方又为女师大学生是否叫过局，或“叫局”的有无发生了一场混战——这就是20年代北京文化学术圈著名的所谓“闲话”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