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无锡人，读过家乡私熟，后为苏州中学教师。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时，发现这位乡村秀才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一般“土鳖”甚至放洋的“海龟”可比，是个自学成材的标本式人物。于是回到北平后，便竭力向学术界引荐，钱氏自此鲤鱼跳龙门，于1930年秋辞别苏州中学至北平，一跃进入全国顶尖级的高等学府，时年36岁。钱到北平后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顾氏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并迅速成为在史学界的一颗明星。由于个人阅历、学术观点以及性格等差异，钱穆与当时称霸一方的胡适、傅斯年等人由不睦终于发展成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 

据钱穆的侄子，曾做过清华大学教务长的钱伟长在2002年4月25日与吉林省政协退休干部在北京一次谈话所说：“我是无锡人，祖父生了十个孩子，由于人口多、收入微薄，家很穷。我从小在家族的祠堂里念书，念的四书五经，只背不讲，并没有读懂，只是培养了记忆力。后来念初中、高中，都不怎么完全。我的叔叔钱穆，是一位文史大师。他到北大去讲历史，胡适看不上他，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胡适终于没有讲过他。后来我叔叔又被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讲中国史，到香港办大学，在海外很有影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才回到台湾，办了国学培训班。八十多岁眼睛失明了还用自己口述、别人笔录的方式著书，在九十多岁临终前，完成了一部大书叫做《晚学盲言》，是一部集大成的书。”[1]从钱伟长的谈话可知，钱与胡积怨，是由于胡适在北大讲台上敌不过钱穆，顿觉失了面子，因妒生恨，从此结怨。但细考起来，二人的恩怨似乎从第一次见面就注定了。

据钱穆本人回忆说：“常熟陈天一毕业南京中央大学，任教苏州东吴大学，与余相识，惟往来不甚密。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余早在前排坐定。典存（南按：苏州中学校长）偕适之进会场，见余即招至台上三人同坐。适之袖出天一一柬示余，柬云，君来苏州不可忘两事，一当购长洲江湜（山下一个弓+枚字的右旁）叔《伏敔堂集》一书，盖适之提倡白话诗，江湜乃咸同间人，遭洪杨之乱，工诗，造语遣词颇近昌黎，多写实。可谓作白话诗取镜。此集唯苏州有售。其二，则莫忘一见苏州中学之钱某。适之与余本不相识，盖以询典存，故典存招余上台同坐也。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典存谓，刮胡子刀可购可借，区区小事，何足为困。适之言，积习非此常用刀不可。……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此戒不与余语。倘以此行匆匆不克长谈，可于返沪后来一函，告以无缘得尽意。余之得此，感动于心者，当何以。颜镯见齐王，王曰镯前，镯曰王前，终不前。此后余亦终不与适之相通问。”[2] 可以说，钱、胡两人初次见面虽然时间短，未做深入长谈，当时也并没有论及文化志向上的分歧，但却显示了胡适尺有所短的尴尬和钱穆寻觅知音的失望情态。在胡适这一方是挥之不去的尴尬，以后也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与钱穆交往；在钱穆这一方或许是深深的失望，他笔下的胡适名不副实、度量狭小。两人初识，远非思慕已久所应有的亲切自然，这似乎预示着两位大学者日后的不谐乃至相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