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于我是一个，同伴们（大约都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岁）如整群白鸟在一种对小说冒险充满远眺激情的于蓝天飞翔的整幅记忆画面。我们后来被称为“内向世代”。似乎这批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在政治解严、文化的现实位标因媒体开放，因汹涌窜出的专家语言而立体纵深。年轻的小说家们已到了台湾现代小说语言实验的第三代了（在我们前代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李永平、张贵兴、李渝、舞鹤……），他们的作品，似乎已将中文现代主义的语言实验，推到一个成熟且贪婪连接上卡尔维诺、波赫斯、艾可……这些如万花筒如迷宫，小说如连接世界不同语境之观看方法论的“大航海时代”，你可以透过小说的虚构、赋格、飞行设计图或类似一座大教堂的繁丽建筑……你可以出航到人类心灵海洋的任何百慕达，捕捞任何一迷踪、裹胁了神秘、失落存在意义的白鲸。

问题是，回头观看当时的我们，这批处于九○年代台湾六○后的年轻小说家群，你会发现，他们动员了更精微的显影术，更微物之神的静室里的时光踟蹰、更敏感的纤毛和触须……却都像是如此专注却又无能为力地想探勘“我是谁”——那个大历史图卷已无法激起说故事热情；“我”，像被摘掉耳朵半规管的医学院实验课的鸽子。那样的自画像，通常已是一张残缺的脸。

这是我在时移事往，二十年后，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在北京出版，我想提醒此间读者的。它并非一本孤立之书，或仅仅再复制一次“女同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非常恐惧那样如极陷光焰将一切黯灭的黑暗般，全吞噬进一“遗书”（遗体）的诗语言的辉煌和表面上的惊骇与肃穆。事实上，从邱妙津开始，到黄国峻、到袁哲生……像一只一只同伴白鸟的殒灭，他们以自杀裹胁而去的巨大冰冷、空无之感，在事件刚发生如此贴近的我那一辈刚要跨过三十岁，将小说作为辨证世界、其命运交织、杂驳无限本质的“方法论”（卡尔维诺所言），他们确实强迫我们将正活着（且其实才刚要进入创作上稍微能理解、掌握的时期）的时光，全歪斜、死灰成“余生”。那似乎取消了你必须像赤足踩入黑夜水池哆嗦感受其寒冷的，卑微的活着，继续在时光的长河中观察其实黄金誓盟之爱如何腐蚀；持续的衰老，进入一种社会网络的男女关系、经济关系、或慢速一如卡夫卡城堡的医疗体系的死生关系。那似乎取消了（作为一个小说家）你必须有足够时间展辐以理解、观看，才得以百感交集体会的“全景幻灯”：文明如何堕坏、人类存在处境有时可以流放在怎样野蛮不幸之境；或如库切的《屈辱》或纳博可夫，那极限光焰，光黯灭前必须去交换的，时光烂叶堆中，你屈辱活着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