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套我是从嗨叔叔那儿学来的。嗨叔叔的名声一向很好。有一次，他结束公务旅行正要回家，看到一个登机口前的柜台上挂了个电子标志牌，正在为某家航空公司打广告。（是布兰尼夫航空，所以你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当时我在念高中，不过当时在任的是哪位总统我就不说了。）

嗨叔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谢尔顿，喜欢收集标志牌，用来装饰他的房间。我还记得有个绅士花生的标志牌，花生老先生倚在墙上，龇牙咧嘴笑得就像斯蒂芬·金①笔下的怪物一样。（我想，在西非他可能会被称为泥豆先生。）不过这个标志牌展示的是一架飞机还有一棵棕榈树，大大赞扬布兰尼夫开往加勒比海的班机。嗨叔叔对它一见倾心，觉得摆在谢尔顿的房间里一定效果不错。

所以他便绕过转角，回到他自己那班飞机的休息室，放下行李箱，解开领带，脱掉夹克，卷起了袖子。

然后他便回到布兰尼夫的柜台前，手里捧着本便携记事簿。那里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不过他径自走到最前头，只见一名年轻女子正在给乘客发放登机牌。

“就是这个标志牌吗？”他质问道。

她当时一脸茫然，要不就是请他再说一遍或者变得结结巴巴的。反正就是那种反应。

“这边这个玩意儿，”他指过去说道，“就是这个标志牌吗？”

“呃，我想是吧。”

“嗯，”嗨叔叔说，“就是这个。”然后他便把标志牌从挂钩上拿下来，年轻女子也放下手里的活儿帮他忙活。他把东西塞到腋下，走回他放外套和行李的地方。外套和行李都安然无恙，没人碰过。（身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嗨叔叔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也都是正人君子，而且很少对此失望。）他把标志牌塞进行李箱，撸下衣袖，系上领带，穿好夹克外套，等着他的航班登机广播。

①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 ），美国作家，被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

那个标志牌在谢尔顿的房间里的确耀眼夺目，等他长大以后，重新布置房间，撤下花生先生和他的朋友，换上《花花公子》的比基尼美女的时候，布兰尼夫的标志牌还是保留了下来。风格很一致，谢尔顿说，你能想象出那些漂亮宝贝躺在棕榈树下，啜饮着菠萝鸡尾酒，展示她们全身古铜色皮肤的景象。你甚至可以想象她们就是布兰尼夫的空中小姐，为你奉上咖啡、茶，或者牛奶，还有你想要的其他东西。

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谢利①现在是医生，他的候诊室里挂着的是医疗保险公司的标志牌，绝没有人会偷。嗨叔叔如今已经退休了，住在佛罗里达的庞帕诺比奇，忙于收集折价券、打高尔夫球以及不断增加他的邮票收藏。我每次偷到邮票都会想到嗨叔叔。他收集英联邦邮票，这些年来我偶尔会发现我认为他可能用得上的邮票，比如稀有的维多利亚临时邮票或者爱德华七世高价邮票，我在寄给他时都会附上字条，解释说是在旧版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里发现的。如果嗨叔叔怀疑过邮票来源也许不够正当的话，他可是谨守绅士风度，从没提过，而且也太过热衷于收藏，没把邮票退回来。

我是家族里唯一的败家子，有时我也会奇怪到底是哪里出了错。罗登巴尔和格莱姆斯两家都有杰出人物可做我的榜样，我怎么会永远无法抑制住自己鬼鬼祟祟地偷偷摸摸的欲望呢？

一定是基因突变，有时我会这么想，某个染色体发了疯。不过我一想起嗨叔叔，就又觉得奇怪了，看他这一生，你会发现他可是个正直的生意人，诚实可靠，奉公守法。可是某天下午在某一座机场里，他却展示出了骗子般丰富的想象力和飞贼的胆量。如果早年出了什么事，把他朝错误的方向轻轻一推的话，谁知道他会变成什么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