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统治者和外国入侵者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大清统治者看到，外国人并不是要推翻他们，真正的威胁是来自国内“太平天国”的挑战。并且，外国人积极“助剿”的态度，使大清统治者对外国人产生了好感和幻想。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推行者是左宗棠，他是湘系洋务派的首领，在洋务运动的“自强”和“求富”阶段，办了一些军用、民用工业，编练了新式海陆军，遗憾的是，洋务运动刚进入中期，他也在1885年死去。

所以这样算来，在洋务派的汉族大臣中，只有李鸿章始终参加和主持这个运动。他从“借师助剿”，购买外洋枪炮，揭开洋务运动的序幕，到1894—1895年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完全参与了，甚至可以说是主导了整个洋务运动的兴起、发展、衰落过程。从数量上来看，他办的洋务最多，为时也最久。

李鸿章大办洋务的蓝图，主要包括“自强”和“求富”两大方面。其中“自强”是洋务运动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所谓“自强”，就是强化清朝统治的力量，而强化统治力量的中心是强化军事力量，当然里面有他不少私心，主要是壮大自己的淮军。

具体到“自强”的步骤，李鸿章一开始采取购买洋枪洋炮方式，后来他看到单靠购买不行，就在上海开始设厂自行制造，逐渐展开了“自强”的核心内容：以举办军事工业为中心。在这一阶段，由于李鸿章控制了主要的军工生产，他成为“自强”运动的主导者。

为什么李鸿章在这场“中兴救清”的洋务运动中能成为急先锋、旗手和标杆？这和李鸿章自己不拘于成法、重实用的性格有关，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岗位塑造眼界”，李鸿章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长时间和西方军队在一起作战，亲眼见识了他们武器的威力，并把这些武器拿来使用，对用“夷器”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有着深刻的实践体会。在平定叛乱后，他认为中国的兵力平定内乱有余，抵御侵略不足，所以一直把强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除此之外，李鸿章主导的“自强”运动能够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洋务思想没有碰触到大清国的政治底线。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孔孟之道是尽善尽美的，只是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如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