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自顾自地烧着，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地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在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待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学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