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一书中，有一个展现“二战”战胜国军队性犯罪问题的章节，题目是“战利品——女人”。在收集相关素材时我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无法接触到强奸事件的双方当事人。不能面对自身的耻辱或罪行，是人性中难以消解又容易理解的两大特征，有谁愿意把自己的性蒙羞或性丑恶的一面展示于人呢？

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人不习惯忏悔，更不习惯公开忏悔，尤其不能对性过失进行公开忏悔。2014 年出版的《我们忏悔》一书，是罕见的国人忏悔文集。我敬佩书中那些作者能够反省自己在“文革”中不当行径的那种坦诚，但我也注意到，在书中展现的所有对他人的伤害事实中，都不包括性伤害。

我间接了解过一些曾在兵团时期陷入性丑闻的女知青对那段历史的态度，她们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矢口否认。有一个女知青曾在一次荒友聚会时主动为自己正名，说当年的绯闻不实。事后有个男知青说：我们不提了她还提，她当时写的交待材料我都看过！

有一个女知青在兵团被推荐上了大学，之前她和某军人关系异常的事情在连队人所共知，返城后她对连队战友的聚会活动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我接触过一个有作风问题的兵团军人的后人，他建议我不要去写这段说不清楚的历史，他说，“要写就写写知青怎么吃苦吧”。

在走访北大荒时，原62 团上海知青悄悄告诉我，开面包车的这个司机的父亲，就曾因和女知青发生关系被判过刑。我问他能否请这个司机谈谈事情的原委，他为难地说：这种话怎么问啊！……

对此我很理解，因为性活动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属于个人私密，如果它涉及的是负面事件，让当事人或亲属把它亮出来更不可能。对此我也很遗憾，因为对负面性事件的调查和分析对于了解人性的弱点太重要了，它涉及社会道德的演进，对女性权益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反思。

我永远无法进入这些性事件的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只能退而求其次，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记录那段历史遗痕。在这方面，我采访的原兵团现役干部表现出的态度是共同的：对这个话题不回避，对军人性侵女知青的现象深恶痛绝。

兵团作训处副处长梁文玺说：“在男女关系上做出格的事，古今中外都有，但在兵团军人身上出现了就得严惩。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军队不能容忍他们触犯这个界线，第二是上山下乡的国策不能容忍他们和知青发生这种关系。兵团抓反腐有三个特点，严厉、深入、持久。最有代表性的是两个案子，一个是处决了16 团的团长和参谋长，一个是处理了兵团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他这人打仗行，见了女人不行，到个新地方还感叹：你们这儿出凤凰（美女）啊。这犊子，走哪儿搞哪儿，那怎么行！和平时期对军人是另一种考验，必须行得正走得直，否则你就不配穿这身军装！”

兵团第一副司令员颜文斌的秘书陈吉才说：“当时兵团对干部的这类错误抓得很严，哪里出现了问题，颜副司令就到哪里去开会。54 团的章团长是颜副司令的老部下，干工作很卖力。1969 年秋收后，他组织人背着麻袋到克山去交公粮，男的背50 斤，女的背30 斤，他自己也背了50 斤，途中还搞防空演习什么的，老颜头对他干活儿很满意。后来传来风言风语，说章和一个女知青的关系不利索。54 团有个年轻的宣传干事正和知青谈恋爱，就把章团长的问题向上级反映了。

“颜副司令闻讯后带我去了54 团。我们一去，知青们就来告团长的状，老颜头委托我挨个听情况，其中有个保卫股的女知青来告状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按照规定，男现役干部不能单独接触女知青，我听情况时需要有别的干部在场，陪我的先是团作训处长，后来是个管生产的干部。来反映团长问题的也有现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