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嘛，1947 年 4 月生的，北京师范学院附中66届老高三。我是老红卫兵，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我也去了。我们学校的人摇旗呐喊的多，我在观礼台的把角，其他同学里有不少上天安门的，离毛最近的也就一两米距离。8 月 31 日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我也去了。

“我觉得年轻人关心政治是好事，但前提是必须了解社会，否则谈政治就是空的。红卫兵大串联时，别人在全国到处跑，我就奔一个地方——贵州。我属于‘青春无悔’的那一拨人，把个人理想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主动磨炼自己的意识比较强。我先在贵阳调查贵州省的革命大方向，然后下乡到贵阳花溪区竹林寨干了一个月的农活儿，想看看布依族老百姓的生活情况。下乡结束后，我和一个老高二的同学和贵州省公安厅厅长见了面，我大模大样地说，农民反映的情况是好的，省委市委的政治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我就成了北京来的‘保皇派’，还在贵阳街上穿着旧军装，戴着袖章印发传单，散发完了就跑。运动初期当‘保皇派’是一件危险的事。

“我在贵州待了3个月，等天气冷下来时回到了北京。回家后我又去门头沟城子煤矿干了两个月，自带粮票，下井给人家挖煤，掘进和回采都干过，从溜子上往下猛划拉煤，每次升井时棉衣都被汗水完全打透了。1967年我又参加了海淀区旱田改水田的劳动，住在一个牛棚里，拉了一个月的犁。回家后我又到空军总医院的锅炉房去烧煤。所有这些劳动都是我自发参加的，没有人组织。

“1967年北京的老红卫兵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我没份儿。这时运动发展到审查老干部，空军指挥学院的一帮人来我们家，说我爸是反动技术权威，要抄我们家，我急了，抄起板锹要跟他们玩命，被我爸拦住了。我父亲是空军医务界的元老，在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不是牛棚，而是做动物试验用的羊棚。

“1967年底北京市征兵，我报名了，但我父亲那时正挨整，当兵不够格。1968年开始给我们老高三的人分配工作，第一拨去三线工厂，家里不同意我去。第二拨去黑龙江农场，5月份开始动员，这回我可以自己做主了。当时我着急要工作，生怕跟不上这拨人就被落下了。屯垦戍边对我很有吸引力。当时分配工作讲‘四个面向’，面向基层、厂矿、农村和边疆，‘四个面向’里没有机关和部队，那是往高走，不是大众的出路，多数人的出路是往下走。我愿意往下走，在社会底层摔打。

“我父亲当时还被当作‘特务’审查，按理说我这样的人去黑龙江是不够格的，但因为我政治表现一贯不错，学校‘革委会’还是决定同意我去。接到通知后，我赶紧去销了北京户口。我没有干部子弟身上的那种社会优越感，我的命运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下乡近11年，我心里有个标尺，觉得就是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做得更好，干任何事情都要出色。

“1968年6月27日我在北京上了知青支边专列，车站的送行仪式整得挺隆重。7月1日我们到了853农场。火车到了迎春站时，接站的人要求我们按定好的分配名单各去各的连队，我和两个老高三的不下车，说：你写个名单我们就跟着走，这不行！我们得挑挑。经过一番谈判，农场终于同意让我们挑连队。我选了3分场2队，另外那两个同学去了1队和8队。分配时，同一个学校的男、女生还要分开，分到我们2队的女生都是北京育英学校和57中的。

“到了队里，正赶上开会批斗走资派，斗的是队长谢长永，是个老转业军人。我们对当地搞运动分派的事情弄不清，就打起了篮球比赛。2队是个农业队，我去的是瓦工班。因为文化程度高些，我当了政治班长，学习时管念报纸。8月20日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的事件，那段时间我有事情做了，天天念批判苏修的大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