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有一种感觉，自从我们推行开放政策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现当代的西方文学。十年锁国，与外界情况隔绝，一旦开放便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外界情况，这很可理解。引进来的作品固然增加了我们的知识，但恐怕很少能激励我们的精神，提高我们的境界。另一方面，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以前或则囿于对文学的狭隘看法，或则由于照顾到某种需要（如教学），我们只强调某类作品，或所谓“重点”作家，或“重点”时期，因此很多好的作家作品就放过了，这是很可惜的。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扩大，可以深入的时候了。

就以外国文学史而言，通史已经出了不少，似乎可以出一些断代史，或某一文学运动的历史，或某一流派的专史。上面我已交代我这本小书并不是“史”，也就是说不是断代史。要写断代史，材料还得比这多得多，方面还要广得多。不过我是企图用“时代精神”把一批作家串联起，用他们的作品来说明这一时代的精神面貌。

但我没有能够严格按照这个宗旨去写，有一定的随意性，例如我写弥尔顿的悼亡诗，我忽而想到中国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历代都有，几乎成了一个抒情诗的“属类”，也成了一个传统，为什么西方这类诗却如凤毛麟角？我因而做了一些比较。若从全书体例来看，这篇东西放在里面不伦不类，虽然这首诗的情调颇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

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我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即能不能从一个比较的角度写一段外国文学史？我们已经有不少文章对中外作家和作品进行比较，而对一组作家，或一派作家，或一个时期的作家进行中外比较，似乎还不多。能不能比较，若能，怎样比较，当然都是问题。不过，像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仅在外国或西方的历史和文学传统范围之内谈论西方作家，虽然是完全必要的，但总似乎是像看戏，我们是旁观者，并未介入。如果同我们的文学作一比较，就可能在我们和异国文学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不论是异是同，一经比较，更容易理解。例如林纾就把西洋小说同《史记》、《汉书》的叙事笔法等同起来，认为合乎古文义法，使得西洋小说对当时士大夫和知识阶层读者读起来不觉得陌生。当然我们并不是要让外国文学“熟化”、“汉化”或“中国化”，而是做真正的比较。实际上，我们读外国文学作品都在比较，不过一般不是有意识地比较罢了。

这种比较的写法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或不需要的话，在西方是可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早就执行了一项计划，从比较角度写一套多卷本的“用欧洲语言写的文学的历史”，已经出版了的有《表现主义》、《欧洲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启蒙运动时期》，还将陆续出版《二十世纪先锋派》、《用欧洲语言写的非洲文学》、《文艺复兴第一部分》、《浪漫主义的讽刺》等卷。每一种往往是多卷的。在西方这种比较文学史是写得成的，因为欧洲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在这文化体系内各国文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个文学运动往往是全欧性的。但用中西比较方法写一段外国文学史，问题就复杂得多，值得讨论。不过，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不仅仅是抱着洋为中用的态度去处理外国文学，而且从中国文学传统的立场去处理它，分辨其异同，探索其相互影响（在有影响存在的地方）也许还是可行的，有助于对双方的理解。我在这本小书里做了一点尝试，枝枝节节，非常谫陋，希望读者批评指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