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人都做了杜尚，是不是可以个体的意义就释放出来了呢？这点对当下社会的超级现实意义，潘院长不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潘先生是不是还是要带着这种极强也是极保守的体制思维，来做所谓跨界身份的装置作品。你的意义是集体的意义还是个人的，即使做了那样的作品又有什么用呢？不强调个性，而只强调劳模精神，那么又谈什么艺术的创造性呢？今天艺术界仍然太在意自己“艺术家”的身份，在乎自己被主流社会认可，在乎自己的一官半职，这可能是对当代艺术价值的最大讽刺。豆瓣网上一个网友贴了对《杜尚访谈录》的评论，“杜尚认为：什么都是艺术，什么都不是艺术。他的一生就是艺术，他一生都在逃避艺术；当人们把杜尚称为艺术家时，他很痛苦；当人们把他称为艺术家时，他跑去下棋；当人们以为他不搞艺术时，他从未停止”。我不知道潘院长作为个体的艺术家痛苦过吗？其实，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你怎么能跟杜尚比呢，又怎么好意思说比人家活得好呢？别以为做了装置就是新型艺术家，就是流行艺术家，因为你不可能是LADY GAGA。LADY GAGA是对传统流行音乐思维的革命，而不是革新，是一种彻底的颠覆和不可逆转的叛逆，而你呢？杜尚对艺术可以背叛再背叛，而你呢？

两个院长都有些当院长当习惯了的派头，一个是把草根盖成精英的章，另一个把草根不当草根看。罗院长从主观需求上强调了二十个院士登上主流之旅的重要意义，而潘院长则是把草根当稻草来看，把自己当做理所当然的精英。你不把死人杜尚放在眼里就算了，但是不能不把活跃的艺术群众放在眼里啊？！我们还没讨论数字时代背景下，艺术边界包括身份如何模糊的问题，而你们俩却把自己格式化了。我的建议是，早点告老还乡，别等待院长的袍子上都长满了张爱玲笔下的那种虱子，洗洗睡了吧，可能还晚节可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