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最根本的尊严就存在于对生活的指责之中，所有实际上想把世界理想化的理想，一旦不再是一种希望，便毫无价值。”安德烈·马尔罗深沉的说这话，坚持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其实，中国的孔子是世界上最早最著名的理想主义者。早在一千多年前，就被老子奚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因为孔老先生当过鲁国的司寇。在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之间折衷后，提出了“礼、仁与中庸”的儒家核心思想。礼，是因为春秋军阀都想僭越九五之尊，致使礼乐崩析，民心大乱，孔夫子才大声疾呼，恢复周礼。仁，是对统治者的要求，劝当权者培养群众基础。中庸，说白了就是世俗化。夫子从过政，有管理经验，知道纯粹的政治理想与阶层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才有如此深刻的感悟。

孟子就不一样了，无论是“孟母三迁”的无中生有，或“孟母断织”励志大戏，抑或是孟子有一天回家到卧室，见妻子叉腿坐势后，禀告母亲要休掉妻子的“坊间传说”，都是为孟母树的榜样。司马迁在给孟子立传时，并没有把孟子的身世搞清楚。读书人的启蒙教程《三字经》上有关孟子的记载，根据中国“曲笔之作”与“为尊者讳”的造假传统，是不能全信的。孟子自己都承认：“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也就是说，这个比孔子晚生一百多年的儒家二号人物，连孔子的孙子也未见过。但是，司马迁对孟子的学说却有着极高的评价。孟子没有当过官，所以理想比孔子更纯粹一些，著作也更有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不但千百年来为中国读书人设了一条道德底线，更为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提出了精神要求。当年孔子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很谦恭地给军阀们提出治国建议，客气地劝野心家们不要为所欲为。孟子则不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毫不客气地告诉梁惠王，收敛点。兵强马壮未必就能打胜仗，不仁道，不团结，不以德服人，古往今来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

尖锐的思想为当时混乱局势代掀起一脱清风，孟子两次入齐，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学院）讲学。但孟子骨子里是一个老愤青。故，早些时候，孟子在儒学中的的地位远不如颜回。汉初祭礼，颜回配享首位，唐玄宗当政时，还下诏封颜回为“亚圣”。宋朝仍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读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及抨击当权者视为民贼独夫的言论后，一度把孟子清理出了孔庙。

孟子的思想发挥作用，最早的记载是在汉代。东汉“党锢之祸”的政治斗争中被李膺、陈蕃、范滂等人当作了精神武器。历史上“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陈蕃被推荐拜议郎、迁乐安时，红得发紫的豫章太守、大将军梁冀多次请托，陈蕃知道梁冀名声不好，一口拒绝。梁冀觉得没面子，派遣的使者被杀了七个，陈蕃仍是坚持不去。洛阳的三千太学生评选出了民间版本的“三君”“八俊”“八顾”等，形成了士大夫阶层。第二波“党锢”清洗，已升为度辽将军的皇甫规因自己没有被列为党人的名籍深以为耻。

东晋的名士风范，为士大夫精神进一步的增加了内容，那就是对权力保持距离与不合作态度。嵇康看人的“青光眼”，临行刑前一曲荡气回肠的“广陵散”，让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时，这种不宽容的名士风范也让“竹林七贤”永远活在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率先为孟子评反，提出儒家的核心是“孔孟之道”。孟子这位民间思想大家，这时已经逼近“亚圣”的江湖地位。宋朝的新儒学，把《孟子》列为“四书”之一，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宋朝赵氏“不得杀仕”的祖训，让士大夫虽然磨难重重，但也风雅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