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从韦莲司的角度来看，一对男女交往密切，并不表示他们就一定是在谈恋爱，他们也许是在追求那心灵的交会。而这种心灵交会的火花，才是两性交往最高的目的，也才是她心目中所认可的“教养”。韦莲司请胡适务必要了解她为什么可以为了她母亲的一句话，就作了这么长篇的大论。她说这种闲言闲语的可怕，就在它有腐蚀、糟蹋男女友谊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韦莲司很明白地告诉胡适，叫他没有必要作她们母女之间的调人。关于这点我在下文还会谈到。韦莲司最重要的意思是：胡适苦口婆心的解释，反而只是让韦莲司的母亲找到借口，说连胡适都同意她的看法，认为女子应该懂得要遵守那所谓的“教养”。因此，她母亲根本是借机把胡适的话拿来当武器，来发泄她一贯认为韦莲司太不在乎“男女大防”这类的“教养”的怨气。

相较之下，胡适确实要比韦莲司顾忌得多。他在回给韦莲司的信里，说当他意识到他们是独处一室的时候，他确实觉得不安。他认为韦莲司可以不屑于世俗的规范，他自己则不可以陷她于可能落人口实的不义。“苦行僧可以自己笑傲地面对痛苦，他的朋友则没有把痛苦加诸其身的权利。”胡适表示他几乎完全赞同韦莲司对友谊的诠释。他说到美国留学四年以来，他所服膺的是康德所提出来的道德律令，那就是说，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只是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绝对不能把一个男人或女人视为玩物，作为达成自私或淫秽的目的的工具”。读了韦莲司的信以后，他觉得真要为自己的戒慎（scrupulousness ）而感到惭愧。但是，如果要为自己辩解的话，他认为那是因为他从小所受的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教育。他不只是在男人圈中长大，而且在上海的六年生活里，也从没跟一个女人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

胡适对韦莲司所说的这段话，当然不是实情。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小段“叫局吃酒”，连他自己在《留学日记》里都说是“不知耻”的日子。①周质平用同情扼腕的口气，说这是胡适因为与韦莲司独处的当天下午不敢有“大胆作风”，让韦莲司感到失望，因而编出来的饰词。②其实，胡适有他自己很清楚的，说这句话时候在性别观上的立足点。他在半年前的一篇日记里，说他从上海到美国的十年间，“未尝与贤妇人交际。”③这里的重点就是“贤妇人”这三个字。换句话说，在他的眼光里，妓女是男人逢场作戏时狎玩的堕落女人，不是“贤妇人”。因此，他是可以理直气壮地相信他在中国的时候，确实是从来没有跟任何“良家妇女”说过十个字以上的话。有趣的是，即使是如此诠释，胡适在此所说的还不是真话。他在认识韦莲司的同时，已经结识了另外一个美国女性，并开始相当殷勤地通信（见第39 页，及第157-165 页）。

胡适与韦莲司独处一室的插曲，在他们的信件公之于世以后，引来了一些惋惜他“胆小”的欷歔，或者说他“求爱”被拒的尴尬。更有甚者，像朱洪在他的《胡适与韦莲司》一书里，凭空捏造，匪夷所思地把韦莲司描写成一个春心荡漾、“情不自禁地伸出双手，挽住了胡适的脖子”、“起伏的胸膛和胀红了的脸”、口中呢喃着：“晚上……”、“留在这里？”、迫不及待想要跟胡适上床的思春女。④这种荒诞的遐想与意淫，除了因为他一点都不了解韦莲司以外，完全懵懂于历史的脉络。我们如果不去了解当时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就无法真正领会出为什么对留学时期的胡适而言，即使他对韦莲司有意，想跟她谈恋爱可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美国从1661 年到1967 年之间，有41 个州在不同的阶段立法禁止不同种族通婚，即所谓的“反杂交律”（anti-miscegenation laws）。在这41 个州里，有14 个州的法律是针对着亚洲人——即中国、日本、及韩国人。举个例来说，加州最后一次通过禁止白人与亚洲人通婚的法律是1945 年。一直要到三年以后，因为加州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里，宣告“反杂交律”违宪，这个法律才在加州寿终正寝。虽然绮色佳所在的纽约州没有禁止白人与中国人通婚的法律，这并不表示当地人就能接受这种联姻；毕竟，法律所反映的不外乎社会的价值观念；更有甚者，为了要捍卫正义与公理，一个社会有可能必须特别立法，让法律走在社会价值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