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信守他跟江冬秀的婚约，毫无疑问，像周质平所说的，是因为他不忍伤两个女人——他母亲和江冬秀——的心。但是，这种分析只看到了表象。更有甚者，是从而推衍做出结论，说胡适对其母的孝心，近乎基督教的“原罪”，说他和江冬秀结婚，只是为母亲赎罪于万一；这种原罪式的对母亲的爱，其威力不但可以达到“以爱杀人”的地步，还可以让“被杀者唯有感激痛哭而已！”④这种说法的缺点，除了穿凿附会以外，还错误地把胡适的人格，过份简单化地划成“公”与“私”的两个截然不相统属的领域。用这种二分法的逻辑来分析，胡适媒妁之言的婚姻就被归类在“私”的领域，而与他在“公”领域“打倒孔家店”的行为，显得矛盾而不相调和。因此，“一个毕生为个人自由与尊严而奋斗的战士，自己的婚姻却是‘吃人的礼教’下的一个祭品。”① 

①　胡适禀母亲，1916 年3 月15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83 页。

②　胡适致江冬秀，1916 年7 月27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91 页。

③　胡母谕胡适，1916 年8 月22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450 页。

④　周质平，《胡适与韦莲司》，37-38 页。

事实上，胡适在所谓“私”领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② 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等——所揭橥的行为准则，与他在“私”领域对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他之所以认为他的婚约是“不可毁”，“不必毁”，“不当毁”，就正是这种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的体现。用性别理论的语言来说，就是他所私自期许的男性观。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决定性地形塑了他的男性自我观。在胡适的男性意识里最重要的一环，莫过于具有骑士精神的君子；胡适自己偶尔会用“gentleman”这个英文字来表达。一个具有骑士精神的君子，最具体、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他以平等、真诚的态度对待妇女，更重要的，是对把终生幸福托付给他的女子能信、能守的道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