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六六五年,也就是康熙四年的三月初二,北京城笼罩在一片大地震的恐慌中,按照宗教对灾难的核心解释，就是将自然界的灾害，与人的行为来个“有机”结合，将天灾解读为人祸，这就意味着天灾是一种“天谴”。因此地震、水火等灾难，是上苍对不公允行为的强烈谴责与警示。而灾难在极具毁灭性的同时，反倒携带着一种血腥的“公正”——无分皇帝平民，一律平等“分享”。

这次大震亦不例外,宫殿和民居的剧烈颤动中,狂风骤起,杂物横飞,城内房屋倒塌者不计其数,就连坚实的城墙也有上百处塌陷。人们惊恐万状，争相逃到街上。康熙帝和太皇太后、妃嫔及宫中的太监宫女、权要显贵等均撤到户外，在帐篷中住宿。同一天，又接连发生三次地震。此后三日内，每天都有余震发生，众多百姓露宿街头，无家可归。

仅仅十二岁的康熙自然想不透什么，但此时的孝庄太皇太后早是寝食不安,难道自己的义父——早已瘫痪的天主教传教士、钦天监监正、“通玄教师”汤若望真的罪不容诛吗？

既然“通玄”,那么这番大震真的救了汤若望的命,不然随之而来的凌迟处死,除了本人死无完尸外，更会连累从利玛窦手里传承过来的天主教衣钵，还有本次获罪的焦点——已经施行的西方历法，因此堪称宗教与科技的两大损失。

着眼此时的政治环境，自顺治帝中途“退出”后，康熙稚龄即位，辅政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新权贵。执政之初，四位尚能齐心协力，基本上遵照福临制定的方针，朝野上下还算平稳。后来彼此间的争斗日益激化，鳌拜一方势力渐居上风，汤若望案件便成为鳌拜彰显实力时小试的那把“牛刀”，这话后边再交待。

这段公案看起来有点奇怪，汤若望这个当时的德国老外，既然和孝庄母子情同骨肉，鳌拜这些大臣为什么敢如此不念“旧善”而欲处之极刑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早期的汤若望。德国贵族青年约翰?亚当，毕业于罗马的日尔曼学院，中国名字汤若望为原名谐音。一六一九年受耶稣会派遣到达澳门。明朝天启二年进入广东，年末来到北京。入京头两年，便以对月蚀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而将伽利略的《远镜说》译成中文，堪称中国出版最早的介绍西方光理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天启七年，前往西安管理陕西教务。

明崇祯三年，徐光启为修订新历，将汤若望从西安调回北京当助手，更帮助祟祯帝制造出威力强大的红夷大炮，并在对抗清军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此明清双方都将其

视为不可多得的、天文历法及机械制造复合型人才。

大凡行走异国的传教士，除了本教造诣外，要想成功传教，无论医工数术，必须多出另外几把“刷子”，才好行走江湖。这样一来几种技艺和传教齐头并进、相辅相成才能将传教工作进行到底。这方面汤若望就是个打眼的例子。

当然除了技能外，胆量或者说情商更是老汤神父当年制胜的法宝。遥想崇祯十七年，汤若望在改朝换代的动荡不安中坚留北京城。当多尔衮率清军入京，命令城内居民搬出以安置大军时，汤若望仗起胆子上书请求保护。

应该说留下汤若望和他们的教堂，还有三千卷书籍及《崇祯历书》刻板，是多尔衮有意无意间的一大善举。因为对清政府来说，除了广纳人才以兴社稷外，更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编制新历法颁行天下，以代替明朝并不科学的旧历。多尔衮于是命令钦天监官员负责新历法的修订。当时钦天监官员使用中国传统的大统历和回回历，推算出的天文现象，与实际发生时间差距较大，这些自然影响到大清在百姓中的威望。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当多尔衮向汤若望询问有关技术问题时，汤若望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时机。通过当年八月对日食时间的测定，三种历法妍媸立辩，汉、回历法分别相差二刻、四刻，而“西洋新法”的测算结果丝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