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113］，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直到一九三三年，杜月笙的组织都以上海法租界为基地。他每个月从鸦片生意可赚六百万元，其中约十五万元孝敬了法租界警察。可是，法国派了一名海军军官前来调查贪渎，使得这个亲密关系为之叫停。尽管杜月笙派密使携带巨额贿款到巴黎打通关节，中国政府人员也焦虑，希望停止调查，法国当局却决心整肃官箴。新到任的总领事（并不贪污）和曾经出卖过杜月笙的一个前任总警司联名设宴，有好几名赴宴官员竟然食物中毒而死。法国当局认定杜月笙在幕后主使，他被迫退出法租界，从上海华人地界继续做生意。

迁地营业并没太影响杜月笙的生意。他重新建立组织，继续大撒银子保护地盘。他的手下在上海周围有十家吗啡工厂，他们每个月付国民政府四十万元保护费。一九三二年底，杜月笙要求政府准他垄断全市鸦片专卖生意，他提议愿每月付给财政部三百万元，双方果真达成协议。宋子文接替孔祥熙为财政部长，把杜月笙营业大本营所在之虹口特别税局，改划归蒋介石的总部管辖。次月，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兼管全国缉毒工作。到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蒋介石的鸦片生意——官方名称是鸦片“查缉”工作——已经运作起来。当年年底，虹口特别税局收到一千六百万元的鸦片税。有个专家估计，国民政府在全国每个月可收到三千万元左右的鸦片税。［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