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回忆，这位年纪轻轻的先生讲课，会身着笔挺西服，打领带，操一口流利英语。他没有讲义，少有板书，往往是旁征博引，“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好比讲边际效益时，便会用“三个烧饼最解饱”作比喻，讲到一半后，连走廊里都挤满了人。

与张先生授课有关的故事，即使在30余年后也仍为学生所称道。一个1977级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友记得，张老讲课时需要拄着拐杖，却无论如何不肯坐下。另一个1981级的华中科技大学校友则想起，张培刚请国际上知名学者来校讲学。为了让经历过“文革”英文底子并不好的学生们都能听懂，他恳请外国学者慢点讲课，或尝试掺杂一些汉语来讲。

然而，张培刚本人也逃不过那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学成归来的张培刚注定会变成一个彻底被湮没的名字。而他的人生，也从此转了弯。

1951年,“喝洋墨水”的他被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在1957年又被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劳动。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白天推着四百斤左右的粪车，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Pei kang Chang”被视为特务暗号，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因博士论文中曾提及“战争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他又被冠以战争贩子等罪名，而当年在美国当排字工人攒钱买回的大量外文文献被成箱捣毁。

他的夫人谭慧记得，“文革”时，张培刚白天要拿榔头修马路，到家后往往还坐不了多久，门便被敲开，“张培刚！出来去劳动！”

但谈起那段时光，张培刚自己却释然得多，他在讲座上曾笑称那是在“修理地球”，还对学生们说自己“放牛都放得比别人好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