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都知道，“上官鼎”是三个兄弟的共同笔名，他们合作撰写武侠小说的年代大约是一九六○至一九六八年。开始写作时我十七岁，四哥十九岁，六弟才十四岁。

大学毕业后三兄弟相继出国留学，一九六八年便宣告封笔；用武林的话来说，就是“金盆洗手”了。

四十四年后，二○一二年我从台湾到福建宁德访问，一个意外的机缘造就了这部小说的诞生。

先说我为何到宁德。

我在台湾大学化学系时的同学及好友陈棠华先生在福建宁德成立了一个“新能源科技公司”，他和几个同学及朋友生产锂电池及相关的能源产品，做得有声有色。宁德建新厂时他邀我一定要去参访一下，我一口答应了，但一直没有行动，总觉得不急于一时，以后再找个适当的时机去福建时，“顺便”去宁德参观。也不能太怪我，宁德市对一个远在台湾的人来说，很难是专程造访的目的地。

二○一○年底，一个噩耗传来使我伤心万分，棠华竟突然走了，他死于败血症。我悲痛之余想到了未践之约。于是二○一二年我终于到了宁德，看到了棠华和他伙伴们心血凝聚创建的“新能源科技公司”，无论研发、生产、营销、管理……等，在在皆有国际水平，而其企业理念及策略又有中华文化“王道”的精神，给我十分深刻的印象。

经过张毓捷董事长和曾毓群总经理的引介，很意外地见到了宁德几位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在王道亨及郑民生等先生的解说下，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明朝第二个皇帝建文的下落之谜，在宁德有了新的发现。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进行了极为详尽缜密的文献搜寻，物证、事证，甚至这事件相关者的后代之研究，他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令我感到震惊。虽然不敢尽信，但两天之内，我看到了上金贝古墓，看到支提寺载有郑和事迹的明代木刻、明代铸的千尊白铁菩萨、明代的云锦袈裟、袈裟上的五爪金龙；也听到了建文从臣郑洽的故事，以及当地郑岐村到浙江浦江郑义门认祖归宗的新闻……，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靖难之役后，建文皇帝并未死于皇宫大火，他削发为僧出亡东南，落脚于支提寺。一时之间，我脑海中塞进了太多神奇的讯息，有些不知所措。

临别时，王道亨先生拜托我介绍台湾的明史学者到宁德来参与有关建文皇帝的研究工作。我当然乐意推介台湾有兴趣的学者，但是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我认为外地的历史学者要比他们做得更多更好相当不容易。当地的研究团队已经做了非常多、非常密的搜寻及研究，那些发现与“证据”，做为历史定论的依据而言似有不足，但是对于从事文创来说，已经太丰富了。于是我建议宁德的朋友找些文创的专业进来，好好想如何加值利用这些新出世的数据。

回到台湾，有机会把宁德有关建文皇帝的所见所闻说给几位朋友听，大家听了无不觉得故事曲折迷人，其间为了让故事讲得顺畅，免不了加了个人的想法、推论和解读。终于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要找人弄这个故事的文创，何不你自己写一部小说，一部历史武侠小说？”

那是二○一二年夏天的事，十五个月后，这部近九十万字的小说《王道剑》终于在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午夜之前完稿了。回想起来，整件事情冥冥之中似都有棠华在指引着发展。

因此，我要将《王道剑》献给棠华，做为对他永恒的纪念。

通常武林中的规矩，如果没有特别重要的理由，“金盆洗手”后重出江湖，将为武林人士所不齿。如今为了纪念我的好朋友——一个义薄云天的生命苦行僧，一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好汉，上官鼎在封笔四十六年之后重出江湖，武林朋友或许能够见谅吧。

最后，我要感谢宁德市《龙隐宁川》编辑委员会提供珍贵的数据，也感谢卢芝安女士的打字及校正；巫怡铮女士的协助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