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朦胧的夜幕降临，在鸭子石山嘴的公路下方，一间用树干和泥土筑造的小木屋，终于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在杳无人烟的高山之巅，能碰上一间小木屋，一种与世隔绝后就要见到同类的亲近感，像一股暖流立刻涌遍了我的周身。鸭子石海拔2500多米。客栈坐北朝南矗立在山嘴上的大路边。因山嘴边有个突兀的巨石，很像一个张开的鸭嘴，鸭子石因此得名。这个高山客店是大九湖农场与林区政府联系纽带上的一个高山驿站。走近客栈的门口，天还没有完全黑。客栈的主人侯世春大伯正借助火笼里熊熊火焰在忙着活儿。我站在门口，用不高不低的嗓音冲他叫道：“喂！侯伯伯！侯伯伯！”

“这是谁呀？”侯世春警醒过来，大声地问着。

“是我。”我回答着，“六年前，我在你这儿住过几次。”

侯世春听了我的介绍，这才站起身，继续问我：“大雪封山了，你这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猴子石那边来的。我在反湾梁住了好多天了，在考察野人。”

“天啦，这么大的雪，考察什么野人哟？”

我走进客栈，卸下行囊，放好土铳，这才走进火笼边烤起火来。

“等我把手里的这点活忙完了，再来给你做饭吃。”侯世春说着，又补充道，“才受了冻，别感冒了，你先自己倒点开水喝。鞋湿透了，要赶快脱下来，要不然脚会冻坏的。那个小点的木盆是洗脚盆，你要好好把脚烫一下。”

“侯伯伯，你还记得吧，1974年，我和文工团的一个女青年何怀英，陪着林区文化局的刘志刚局长到大九湖搞文化调查，我们来回都是住在你这儿。听你说，1946年，解放军的一个营长陈辉武，副营长王顺得和两名战士，是在黄柏堑被当地的几个土匪杀死了的，我还到你的家乡去调查过呢。”

“想起来了。快两个月前，小龙潭工程队的袁裕豪，领着上海的一个刘教授和几个搞考察的，说是到四川的巫山县考察野人。他们来回也都住在我这儿。”

“那个姓刘的教授叫刘民壮。我进山的时候，他们已经回上海了。”我说着，给自己倒杯开水。在我开始用小木盆倒热水烫脚的时候，我这才看清，老头儿手中握着一把自制的小尖刀，手上沾满鲜血，正在地上的一块木板上宰杀什么动物。十多天的雪山生活，使我的眼睛受了些刺激，又刚走近火笼边，使我有些眼花。我模糊地看见他宰杀的动物有兔子般大小，就问道：“侯伯伯，你杀的是野兔子吧？”

“这不是野兔子，是竹溜子。那个姓刘的教授说这是中华竹鼠。”

想起我在山上曾碰见一根箭竹跳舞的情景，我问他：“侯伯伯，竹鼠是不是吃箭竹？”

“这家伙就是跟大熊猫一样，靠吃箭竹生活。你在高山上，只要在竹林边坐一会，看见哪里有一根竹子在摇动，或者哪里有一堆土，你用锄头挖，一会儿就挖出来了。”

在火笼边吃饭的时候，侯世春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能吃这么大的苦。我从1955年被安排到这里来，在这么大雪的冬天，能翻过神农架，从白水漂、凉风垭走过来的人，你还是第一个。你不知道，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那时巴东县被集中在筲箕淌种甜菜的右派分子和劳改犯，有两个人想逃跑，就趁着大雾天气，悄悄地从筲箕淌爬上了山。那也是大雪大凌的冬天，他们走到白水漂，脚上结的冰坨坨在雪里越裹越大，最后两个人站在雪堆里拔不动腿了，就那么冻死了。一班搜山的人，第二天在白水漂找到他们时，两个人冻成了冰坨坨，还站在雪堆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人在要过年的时候，从白水漂走过来，也是脚被冻在了雪堆里拔不出来，冻死在那里。等到第二年四月被人发现时，已经被野兽啃了个稀巴烂。神农架没有开发以前，小龙潭、酒壶坪还没有工程队，从神农架主峰东边的温水河、青天堡到这边有人户的干沟，一百六七十公里，除了这个驿站，路上没有一户人家。我在这里26年，不知做了多少好事。有好多人又累又饿，走到门口就不行了，看着可怜，我就给他们灌糖水，弄到火笼边烤。把他救过来，就做饭给他吃。有的在这里住几天，吃几天，身上没有一分钱，能走路了，说几句感恩的话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