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面对如此巨大的困境，徐贵祥表现了“无知者无畏”的勇气。为了能由一个专业作家转入专业教育者，他的确是下了大功夫。到文学系三年的时间，他虽然偶有作品发表，与此前相比却大大减量。对于他个人来说，确实是有损失的。由于事务缠身，会议频繁，他常常慨叹“没有时间思考，没有时间工作，没有时间感冒”。

我更不得不承认，徐贵祥不是人，他是个“神”。他改变了通常的规则，或者说，他的运气来了。

他一上任就被推荐到全国政协当委员，讨论国家教育大计。这位“徐大胆儿”一上会就发表言论说“从今天开始，中国的教育就与我有关了”。这话从一个叫“徐贵祥”的人嘴里跑出来，着实让我们都吓了一大跳。不过，这解决了我们的一个担忧：据说，政协委员可以干满一届，也就是说，徐贵祥可以突破年龄的阻碍，只要他想，他能多干几年。

我们的第二个担忧也被徐贵祥的“虚晃一枪”破解了，他或许根本就没想依赖如我等这样一些自以为是的“老文学系”，而是另辟思路，真的试图回到“徐怀中时代”的路线，仰仗外援开展“八面来风”的讲座式教学。他快速实施，先是请同学、师兄弟，而后是各种各样的作家、学者。一时间，军艺文学系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欢天喜地，一派繁荣之象。

我本以为徐贵祥一来，我会像以前那样至少要忙一阵子，调课改案。但是，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成了闲人！人家没理我，甚至我的一门颇受学生拥戴的《中国话剧文学》课程居然被他毫不客气地挥挥手抹掉了。我在大惑不解之后变成了“逍遥派”，这虽然与我追求的那种“与世无争”的想法相合，却让我很不舒服。仅剩的本科一门课程我经营了多年，本可以“晃晃悠悠”地轻松搞定，不料那段“清闲”的时间却让我的身体出了大毛病。我住了医院，动了手术，生死一线，大难没亡。医术高明的医生们给出了我的病因。但我心里有数，我的病是从心上得的。郁郁寡欢，沉闷压抑，胡思乱想，“怀才不遇”是主因。哪个领导到文学系都要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成了“中国病人”，那感觉很不爽。

徐贵祥是位行动者，在文学系除了“八面来风”式的徐怀中教学法外，还实施了许多创作教学的行动。比如，向杂志强力推荐学员作品，开辟“文学系”专栏、课后个别辅导、在史论课堂上“用创作教学的思路讲课”试验，等等。特别是他津津乐道的“第二课堂”，他说在他尚且无法改变第一课堂的前提下，他只能利用第二课堂，他甚至感叹，在文学系抓文学创作得不到支持，简直就是做地下工作。

从一个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客的角度来看，在此之前，我觉得徐贵祥的许多方法思路都是12年来被一一尝试过的，并不新鲜。哪一种都有其优劣，他唯一优于其他主任的就是真干，而他人可能只是落在纸上。但同时，他表现出了一种急于求成的焦虑。他的方法一个接着一个，上一个还没有完全落实，下一个又“任性”地出台了。前一个想法还没有被认可，后一个冲动就来了，我感觉，他在用灵感来指挥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