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以后，崇厚在刘玉祥的陪同下抵达马赛港，顺利地登上了一艘客货兼运的轮船“破拿巴”号，驶往中国上海。在归途中，他踌躇满志，满脑子想的是富贵前程。

这次出使俄国是他在宦海浮游中最值得炫耀的一次。往来跋涉数万里，中外瞩目，劳苦功高，必定能得到朝廷的嘉赏，再次升官加爵，封侯拜相、加赏花翎顶戴也未可知。若能封侯拜相，当上个总督，便可与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些汉人封疆大吏平起平坐，也给满人争光露脸。自打长毛造反，湘军崛起，曾国藩戡平洪杨，朝廷封赏湘系有功的文臣武将，把各地的总督、巡抚位置几乎全占了，崇厚内心早就替满员愤愤不平。一提起曾国藩，他便联想起曾纪泽，想起在巴黎那天两人不愉快的谈话。尽管他认为曾纪泽对他赴俄交涉成功是出于小肚鸡肠，纯粹是嫉妒和偏见，他并不放在心上。但曾纪泽的那番话老像一块阴影罩在他心上。万一如曾纪泽所言，朝廷怪他割让土地太多，那些言官谏臣好事之徒背地上疏弹劾，事情就复杂了。就这样，航程中崇厚时而踌躇满志、充满希望，时而又满腹忧虑、前途未卜。海路遥远，航程漫漫，内心不免烦躁起来。

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但他没歇脚，着急忙慌地又换乘小火轮到了地熟人熟的天津，这才找了一家豪华旅馆住下。崇厚原先担任“三口通商大臣”时的一些老部下和地方衙门里的老朋友闻讯纷纷赶到下榻处看望他，崇厚兴冲冲应酬了一整天。晚上还跟他的老相好、津春园的头牌名媛张玉娇度过了相聚后销魂散魄的一夜，路途上引起的庸人自扰式的不快也随之离去。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心里时隐时现的阴影才算彻底驱散了。他决定不在天津多耽搁，早点回京复命。可是他在与张玉娇第二次幽会的那天晚上，忽然接到一个故旧老友的通风报信：他跟俄国人订的条约，听说惹恼了朝廷上下，很可能会拿他问罪。崇厚一时像掉进冰窟窿里，浑身凉透了。那晚上本来与玉娇如漆似胶，难舍难分，得此信后，兴致全无。他惊恐不安、六神无主，惧怕和焦虑一直折腾了一宿。

“难道我崇某真是有罪？我该怎么办？此时谁能帮我说话？”他止不住地苦思冥想，唉声叹气。最后想到一人，兴许可以帮他的忙。于是，他放弃从天津直接进京的打算，决定取道保定。他要去拜见的这个人，就是当今一身二任的朝廷里最有权势的人物——李鸿章。李鸿章每年春夏两季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秋冬两季则返回保定的直隶总督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