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暴露了这个家唯一的特征：贫穷。

原本谁都想好好掩盖，春秋两季，她和母亲依偎着躺在大床上，做出亲昵的姿态，父亲把沙发摊开，也是理想的单人床，把他一米七出头的个子装得严严实实。冬天，母亲还喜欢打开窗户，炫耀家里朝南那间房朝九晚五的阳光（家里只有一个房间），惬意啊，可以打毛线，看报纸，绣十字绣……

唯独夏天，母亲要把高脚馒头似的席梦思拆下，让父亲使出浑身解数硬是塞到大橱顶上的樟木箱里。每回季节交替总有这样的例行工作，随之而来无休无止的争吵：

“叫侬放放好，下趟要拿的时候又一团糟！”

“我哪里没放好，就这点儿地方，要我放到哪里去？”

“侬也晓得就这点儿地方？更加要放放好，慢点跑个人进来，地方本来就小，还乱七八糟！”

“谁人会得来？这点点事情紧张死了！”

“我是紧张，谁人像侬这样没心事，一天到晚只会混日子！”

“要我摆么？要么侬来摆？”

“侬是最好我来摆，啥事情都覅做最好！”

她已经习惯如此这般的争吵了，从记事开始，千篇一律，毫无新意。母亲对父亲的无赖作风既看不惯却又毫无办法，婚姻，对她而言，就是如此，要么忍气吞声，要么一刀两断。

她也曾几次三番地数落过母亲：“看你挑的好老公！”

说这话是如此的轻易，似乎能撇清自己与父亲的血缘，好像每回女儿犯错，老妈就会跟老爸说：“呶，看你养的好女儿！”

或许就是因为此言出口的瞬间能够带来一息半刻被解放的感觉，所以她爱挑着眉毛，变换着古怪的音调：“看你挑的好老公！”

母亲年轻的时候还会帮父亲扯两句好话：“你爸至少不赌不嫖，坏事情他不沾的，也算好了。”

以前听到这儿她也不多说什么，可现在不了，大约岁月的加压使得她负担不过来吧，总得找个出气的口儿，上海女人的尖酸刻薄，都是这么给逼的。

高中入校，父母帮她把被褥搬进宿舍，上上下下的打理，隔壁床的陌生人竟然熟络地拍拍父亲的肩膀：“阿范，真巧啊！”

“哦，是侬啊，真巧，真巧！”

剩下来是两人机器般的应和：“你女儿也来这儿？”

她母亲的脸色在发青，人家的父亲上身条纹衬衫，下身西装长裤，黑皮鞋，手腕上还有块豪格表。她老公着了件白颜色背心，背心的吊带像松了的裤紧带长出一点儿，打着波浪，挺出个十月怀胎的肚子，下面是一条菜市场十块钱买来的卡其短裤，拖鞋，一双脚白塌塌全是手剥的裂纹。

她在家里看电视时要关照的：“覅剥脚！”口气像她妈。

倒不是真觉得剥脚对伊身体有啥伤害，而是父亲翘起脚，脑袋歪向脚翘的一边，嘴巴和手同时在用力，撅出个拉屎表情，像只被开水烫过正预备拔毛的死鸡，怪难看的。

隔壁床是她认识的第一个高中同学，还是室友，几年以后去了澳大利亚悉尼，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那边，她也马上知道，原来她俩的父亲原本在一块儿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家很快就跳槽发达了，自己的老爸却越走越往下，从电工一直做到小区门口打瞌睡的保安。

大约是这件事以后，有些岁数的母亲再碰见女儿的数落也支不住：“你爸这辈子就这样儿，侬讲有啥办法？要么拗断！”

她多数时候到这里又打住了，有一回忍不住作了不孝女：“那你怎么忍得住，是我，我早离了！”

“其实我也想过，只有一间房，离了，住哪里？”

原来母亲早就想过。

说了那么多，还没点到夏天的难处，她不能睡大床，得睡沙发；而她的父亲，要睡地板。家里的权威就是这么依次递减，她动不了老妈的床，老爸也别想指望她的沙发。

不过这不是她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或许已经过去。往年夏天一热妈就会用肘戳戳老爸：“做点坏事情吧？”

老爸憋出副苦瓜的表情：“覅做了，万一人家发现！”

“不会，夜里了，谁人来看侬！热死掉了，要么电费侬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