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日复一日地靠在玻璃窗前发傻，有时候流眼泪，有时候没有，但眼睛里总是像撒了铁沙一样刺痛，我时不时地还觉得时间停留在简溪回来的那天，只不过那天他回来并不是为了和我重新在一起。他再次回来，是为了收拾东西，是为了更彻底地离开。

那个时候，每当睡不着的夜晚，我就握着一杯热水裹着毯子坐在落地窗前发呆，我总是恍惚地觉得简溪依然在卧室里收拾他的东西，那些他喜欢看的又枯燥又厚的欧洲历史人物传记，那些他买来准备和我一起听的CD，他款式几乎千篇一律但颜色各异的羊绒毛衣。他的白衬衣和他的水洗牛仔裤。他慢条斯理却又不容抗拒地进行着搬离这里的一切准备，有时候他停下来喝口水，然后就继续。我靠在门边上问他要帮忙么，他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只是透过背影对我说：“没事儿，没多少东西。”他的声音低低的，暖暖的，带着和他的身体相同的气味，闻起来像一把煮热了的沙。他甚至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和我安静地抱了一会儿。他的胳膊还是习惯性地朝上弯成一个弧度，以便他宽厚的手掌刚好能够握着我的蝴蝶骨。他的胸膛依然滚烫，充满了我熟悉的气味。

那个时候，南京西路上挂满了红色的灯笼。一朵朵在风雪里摇曳着的红晕和路人被冻红的脸庞呼应着，过年了，所有的商场看起来都热情洋溢，与之对比的，是过年前依然忙碌的人们脸上阴冷的恨意，他们顶着一张张没有睡醒的脸，撑着伞匆忙地奔走在迷蒙的风雪里，奔向前面不远处的那笔年终奖金。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沐浴在这样百年难遇的寒流里。北京和上海的新闻，每隔几天，就会预报新的寒流来袭。哥本哈根会议上，那些表情苦大仇深的气象学家们，纷纷发表言论，说“温室效应”消失了，地球又进入了小冰川时代──你瞧，一切看起来多像一场闹剧啊，特别是当意大利的那个地质专家突然面红耳赤地蹿到了桌子上拿起麦克风不停地敲自己的脑袋时。

而现在呢，寒流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上海又恢复了它初春时节里的千娇百媚。被高高的工地外墙和绿色脚手架围起来与世隔绝了两年多的外滩，终于露出了它崭新的面貌，奢靡的、妩媚的、古典的、新锐的、搔首弄姿同时也盛气凌人的新颜。仿佛一个穿着华贵衣裙的贵族少女，沿着黄浦江岸轻轻地躺了下来，她曼妙的腰臀曲线弯成外滩动人的天际，她雪白的大腿撩动着无数金融家的炽热春梦，她的眼角眉梢、身体发肤乃至姓氏灵魂，都在待价而沽。

但是，无论如何翻新，无论如何改造，无论外滩源是否新耸立起了恨不得用黄金贴墙的半岛酒店，无论香奈儿和普拉达旗舰店里崭新的橱窗有多么勾人魂魄，无论外滩源是否拔地而起了崭新的米兰国际中心，曾经的英国领事馆也被改建成了金融家俱乐部，这一切闪耀着崭新光芒的奢华，都不曾、也没有、并将永远不可能，带走那种属于外滩的苍凉、冷漠、和无法抵挡的末日气息。

那是被江风狂暴地吹拂了几百年，又被雨水侵蚀了几百年后，才会拥有的颓败美感。仿佛断壁颓垣的古堡里，那枚生锈了的没落家族徽章，它记录着荣耀，也记录着时间无情的飞逝。

现在的我们，看起来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大学时代。唐宛如的归来，让我们又变成了四人同行，如狼似虎的岁月。说起如如重新融入我们集体的过程，那真是难以启齿。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问起，南湘和我都难以启齿却又乐此不疲地一遍又一遍复述着那个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