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见好就收，说了几句诸如“当然，你的工作还是有一些成绩的”“公司领导对你的工作基本上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的含义你回去好好想想吧”之类的场面话之后，将他打发走了。

送走了小颜，我选了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将自己陷进柔软的沙发里，点着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浑身上下满溢着一种说不出的惬意——有权力的感觉真好。对于一个身处强势立场的人而言，报复一个处于弱势立场的人真是易如反掌，小菜一碟。

但是，我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很久。

那天之后，虽然小颜用其他办法勉强解决了小李的问题，但是整个人的状态与之前判若两人，似乎再也打不起精神来，脸上也失去了昔日的奕奕神采。我心里隐隐有了些内疚的感觉，觉得自己当时做得有些过火了，希望能够多少做些弥补。于是，我开始转变态度，隔三差五地夸夸小颜，希望能给他打打气，让他振作一些。可无论我怎么努力，效果都不是很明显，小颜似乎不再信任我的话，对我的溢美之词表现得十分木然——看来，那一次我伤他实在是太深了。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一次残酷的心理打击就足以毁掉他所有的自信与激情。何况，尽管小颜有着一副粗犷的男子汉的外表，可本质上却属于那种极端自尊、极端要强、极端纤细敏感的男孩子，在这些方面可以说比女孩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我早就看穿了这一点，而且在那次别有用心的“谈话”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并对其巨大的效果扬扬自得。

但是现在，我却分明感觉到了一种莫大的心理恐慌，尽管表面上还在强装镇定。我想把那次谈话的真相告诉小颜，可是却鼓不起勇气来，再说面子上也过不去；可憋着不说，心里又实在别扭，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不停地抓挠着我，令我郁闷不已。

就这样纠结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了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就好像一个犯人获得了久违的放风的机会一样，我努力地尽量忘掉公司里的烦心事儿，让自己尽情地放松，总算获得了片刻心灵上的安宁。

可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我从上海返回公司后，吃惊地听说小颜辞职了。临走前只给总务室的同事们留下了三个字“没意思”。

我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可还是震惊于他对那件事反应的强烈程度——我知道那次的事对他打击很大，但真的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严重。

上海之行勉强带来的好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一股巨大的负罪感再度涌上了心头。尤其是在听到小颜部门的同事向我反映的一些情况之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了——据说小颜在做总务室主任期间，为了不给公司添麻烦，经常自掏腰包解决各种问题。请客吃饭、买烟送礼什么的都是家常便饭，每个月光这些方面的花销就高达一千多块钱（当然，那位经常来做义务电工的马军，也没少得到小颜物质上的“关照”）。这对于月薪只有三千多的小颜而言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感到十分内疚。其实小颜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反映过总务室缺少办公经费的问题，可我每次都以“总务室的人就应该是‘点子王’，要尽量少给公司增加负担，多自己想辙儿解决问题”为由予以拒绝。尽管我也是出于好意——一来为了给公司省钱；二来为了锻炼员工“多想办法，少找借口”的能力；三来也是为了防止员工“手头钱多了就开始打公款的歪主意”这种不正之风，可确实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让员工自掏腰包”的地步。看来，我的官僚主义毛病还真是不轻，平时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对员工的生态也太缺乏关注的意识了。而所有这些，都更增加了我对小颜的愧疚之感。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小颜。他换了手机号码，连平时在公司里和他混得不错的同事都没告诉——可以想象得出来，他是想“与过去彻底切割清楚，好让自己重新来过”。但是，他的这种“切割行为”却令我十分纠结，心中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每每想起都会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