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时候，他与乡亲真的是血肉相连，心心相印。他的感情是彻头彻尾农民化的。这种时候他完全是乡亲中的一分子。是的，当年是跟乡亲们一起忍受不了财主与官府的欺压才一起商议造反的。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大家宣誓：有富同享，有难同当。在当流民的途中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决心“拉杆子”，不再当“顺民”。在最初的岁月里，大家一起经受着暴动带来的欢乐，把那些地主老财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真是要多痛快有多痛快。后来在恶势力挥舞屠刀杀来时，大家都是抱团的。李自成不会忘记那些被官府追杀的岁月，他已经与官府不共戴天了。官府悬赏巨资来收买他的头颅，在他的故乡更是反复的“清查”，“除恶务尽”。然而乡亲却宁肯豁上全家人的性命，也要一次次地掩护他安全脱险。家乡很穷，因为土地十分瘠薄，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才能获取菲薄的收成，然而，有多少人家把唯一的劳力交给了他。每每想起这些情况，李自成就眼中含泪，十分动情地说；“我是吸吮着陕西人的奶水打天下的。”可贵的是，他每每自责：“我对不起乡亲们呀！你们交给我的子弟，太多的人都阵亡了。我连一文钱的表示都没有，你们也不哭不闹。我多少次都想回去看看你们，可是我也穷于奔命呀！胜利来得太快，我就忙得焦头烂额，只好等着得了天下之后再去报答你们吧！”

让他自己也十分震惊的是，在从北京逃跑的途中，他才蓦地发现：这些根深蒂固的隐秘念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深深地埋到了心灵底处了；而且，胜利来得越快，遗忘的速度越快。进了北京，就差不多忘光了。

世事的变化实在出人意料，这才短短的几年家乡人的感情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人们再提起那个“闯王”的名字来，已经完全丧失了那种亲切感，年轻人是一种冷漠；年老的则是一种不屑。也许有人要问：“到底是谁变了？”李自成也许要为自己辩护：“我变了不假，但是我想改变这种改变，仅仅是还没有来得及而已。你们为什么改变得这么快呀？”他的农民兄弟不会回答。中国的农民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是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已经置办了不少土地，怎么说也是一个财主。过去的话，全当放屁！他们对现实的李自成是敬而远之的。

西去，显然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兵源不足；而且不能重建民心。那就只能向南。大明王朝尚有半壁江山，足够驰骋一段时间了。接受李岩的建议，在那里建立一块根据地，不愁不会东山再起？李自成已经雄心勃勃地打定了向南进军的主意。

然而，南方既然这么大，选择哪里呢？众多将领意见纷纭，不说各怀鬼胎吧，也是各有各的算盘。

宋献策当年闯荡江湖，跟各地的“杆子”乃至张献忠的旧部都有些联系，所以力主越过河南，直插两湖，在长江流域找一个立足之地。但是却出人意料地遭到了牛金星的反对；“那里本来就是张献忠的地盘。甭说那张献忠素来与闯王不和，就是真的如宋军师所说，情势变了——”

“不错，不错！”宋献策慌忙打断了牛金星，“过去只有一个敌人，那个不堪一击的朱家皇帝。不管是我们，还是那张献忠都能轻而易举地推翻他。可现在是两个敌人，他们合在了一起。我们也必须联合起来。张献忠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张献忠是一个能够合作的人吗？”牛金星不冷不热地说，“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他跟闯王，谁服从谁？”

宋献策哑口无言了。

牛金星也主张越过河南，但是要直插江南：“既然可以攻取北京，为什么就不能拿下陪都南京呢？江浙一带是鱼米之乡，士民富庶，军队给养当不成问题。当年朱家的祖宗就是凭着南京当根据地才得了天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让大顺王朝定都南京呢？”

牛金星的主张不仅遭到了众多将领的反对，就是李自成本人也在腹诽：“南京可不比北京，北京是为了应付后金把兵力抽调一空；而且那昏庸的崇祯皇帝自毁长城，军无斗志。南京却是重兵设防，四镇俱在。我军新败，锐气净尽，千里奔波，怎能应其锋？何况大都是北方人，水土不服，再有个血吸虫，还不全军覆没？”

他在内心里窃骂：“真是一个读书人，一派胡言乱语！”但是，脸上却毫无表情，谁也不知道闯王是怎么想的。

李岩却对闯王的心思洞若观火。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李自成在对着浩月沉思：眼下的形势他心中有数，所谓“形势大好”，不过是维系军心的口号而已。他忌讳有人说失败，总是炫耀“打进了北京”。可他自己知道，这一“胜利”给他的部队带来了什么。大大小小的军官，还有那些精明的士兵，哪个没有一点私囊？人们对生命的爱惜与钱袋的重量成正比。有了私囊的士兵还能打仗吗？从北京出来之后的一路败仗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根据地；重建自己的队伍。

李岩也在思考，老实说，他的思考更加深沉一些，因为自从进了北京，他就对闯王部队的迅速蜕变非常敏感。他几次求见闯王都吃了“闭门羹”，跟其他的将领又无话可说。大家都陶醉在各自的“温柔乡”里尽情地享乐，谁还去听你唠叨？那是“拒绝沉重”的岁月，你那“忧患意识”完全不合时宜。

今天，他也只能对着娇妻红娘子倾诉：“事情已经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闯王在这里进退维谷，必须马上决策，何去何从。杀回陕西已不可能，他在胜利的时候已经背叛了他的乡亲。退路已经被他自己截断，他只能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新的根据地只能是河南，河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杆子’多。自古彪悍好斗，是最容易产生‘暴民’的地方。不管闯王爱听不爱听，‘暴民’是他造反的基础，没有暴民就没有他的队伍，更遑论他是领袖！我们只能到河南去重新集结力量，包括重新训练队伍，改变流寇习气，才能不再重蹈覆辙。”

“你有这么好的建议，为什么不对着闯王说呢？”

“如今的闯王还能听得进去吗？”李岩不无酸涩地问。

红娘子无法回答，她也感受到了无穷无尽的酸涩，两人默然相对，谁也无法开腔，只有那颇带寒意的夜风从窗口吹进来，让人不寒而栗。

李岩在心里说：“闯王其实早已决定了要去河南，这是几乎唯一的选择。他的犹豫不决，其实是装样子给众人看的。他也生怕到河南出了问题，也好有个说辞。这个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看来也只有我来当这个‘出头的椽子’了。”

果然夫人提出了建议：“你还是该说！听不听是他的事；说不说是你的事。”

“可我是河南人呀！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的处境是多么孤独。闯王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会给他们提供把柄。这不是给闯王制造麻烦吗？这主张只能由另外一个人提出。”

“可是谁也不会提出。”

于是，苦涩弥漫在夫妻之间，像一块巨石压住了两个人的舌头，谁也没有力量推开。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好久好久，李岩才开了口：“你还记得我们家乡的那条大河吗？夏天暴雨袭来的时候，那里漂浮着很多浮萍。浮萍本来是生长在静止的水湾里的，虽然也在风雨飘摇，但却可以怡然自乐；可是暴雨把它冲进了大河，它就只能在湍急的旋涡中忽上忽下，身不由己了。”

红娘子明白，丈夫显然在以“浮萍”自况，就温柔地问：“你后悔了吗？”

“不！”李岩断然地回答，“我这一生信奉的格条就是无悔；何况已经做了‘过河卒子’。”

这“过河卒子”四个字让红娘子心潮澎湃，她的思路马上就回到了当年。当年，她只是一个有点姿色的民间艺人，会踩绳而已。承蒙李公子不弃，经常为她“拉场子”，才可以勉强维持着剧团的生存。不料自己一个“绳妓”的生涯都不能持久，一个恶霸竟然垂涎自己的姿色，要霸占为妾。为了搭救自己，李公子据理力争不惜深入虎穴，结果因恶少构陷而被捕入狱。恶少构陷的讼词就是：“李岩本是闯寇一党，勾结本府的丫鬟红娘子，图谋洗劫本府。”因而她与李公子双双被打入了死牢。千不该，万不该，闯王竟然派人打开了监狱，救出了她俩。李岩真的是被逼上梁山，何况一个极讲义气的人，怎么能不感激救命之恩？李公子毁家纾难了。他自断后路，决心跟着闯王造反，当时就义无返顾地说：“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过河卒子！”

今天重提“过河卒子”的话，红娘子不由得感叹万千。李岩用他的全部行为证明，他是真正的“过河卒子”，但是这个“过河卒子”却在短期的振奋之后，越来越心事重重。丈夫是一个心细如发的人，不比她大大咧咧。但是她也看出了丈夫越来越孤立，闯王的信任也越来越打折扣。她每每在这种时刻都只能安慰丈夫；“什么事都没有，你又何必唉声叹气？”

丈夫的话却越来越让她心惊肉跳：“我踏上了这条与流民为伍之路，决不后悔，可怕的是，我不敢想。我一想就想的很多。我既然转变了身份，也是一个流民。那么流民是怎么产生的呢？显然是暴政的产物，那么暴政又是怎么来的呢？显然是暴君的业绩。流民就是要铲除暴君的，可是他们在这个铲除暴君的过程中，又必然会制造出一个新的暴君来。这是一个可怕的循环往复，难道真的如佛家所说，陷于轮回之中，万劫不复吗？”

这种时候，她就只能陪着丈夫叹气。

今天说的是具体问题，红娘子就问；“你到底是去呀还是不去？”

“去是一定要去的，唯有我了解河南的情况，我不能为了明哲保身噤若寒蝉。那样我就对不起闯王了。明知此刻多嘴，凶多吉少，但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权当为了闯王的事业闯了一次火山吧！”

李岩果然当众陈述己见。几乎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但是，会后却是“蛙声一片”，灌满了闯王的耳朵。

闯王身边的人太多，本事不大，但背后进谗言的本领却不小。闯王被这些人包围着。

可别小看了流言蜚语的威力，它足以搅浑了统帅运筹帷幄的英明，也足以葬送任何“愚忠到底”的书呆子那十分可怜的性命。

李岩的进军河南的建议并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也没有批评指责任何人，但是却在不意之间触及了统帅那根十分敏感的神经。他不该在分析形势时，把“阴暗面”说了出来，这简直就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妄图否定统帅的英明决策和伟大业绩。他就大祸临头了。

谗言满天飞：

“他是河南人，去了河南，谁说算？闯王还不得乖乖地把权交出去？”

“军心已经不稳，河南兵都想打回老家去。到了河南，他们如鱼得水；我们呢？人生地不熟，两眼墨黑，还不是全得听那秀才的？他要夺权，净是这种高招儿。”

“闯王现在是饥不择食，他也不想一想，到了河南，那河南究竟是他的根据地，还是那李岩的根据地？”

流言长了翅膀不说，更可怕的是闯王身边的主要心腹竟然是流言的制造者。

宋献策找到了李自成：“还记得‘十八子，主神器’的话吗？”

所说“十八子，主神器”本来只是一种拆字游戏，“十八子”合起来就是一个“李”字。以此制造一个“谶言”，为李自成得天下大造舆论的。此刻却成了李岩的“追命符”。

宋献策只消轻轻地说上一句：“你想一想，到了河南，这‘十八子’是指的你呀？还是另外一个人？”

李自成爬上“最高”的路途太漫长、太艰险，所以他就格外的珍惜。于是他就“防患于未然”。给李岩加了一个“勾结吴三桂”的罪名，把李岩押上了刑场。

李岩在临死以前，要求见李自成一面。遭到了李自成的拒绝：“他不是就要争个是非吗？告诉他，现在的是非就是他比众人都高明，不杀他不足以团结众人。至于未来嘛，也许会证明他的正确，那就让他到阴间去与我争辩吧！”

李岩面对着自己人的屠刀仰天长叹：“造反产生暴君，暴君产生暴政，暴政产生暴民，暴民再造反，再产生暴君。我的死，只不过证明了这个循环而已。”

他后悔自己未能自杀。

帝王为了天下都很蠢，每每都是在关键时刻“自毁长城”。崇祯皇帝杀了袁崇焕，导致清兵长驱直入，最后吊死煤山；大顺皇帝杀了李岩，导致残部土崩瓦解，最后在湖北的九宫山身首异处。

这为大清王朝扫平天下创造了条件。多尔衮有可能调集包括吴三桂在内的讨伐大军挥师南下。中国的战事移向了富庶的鱼米之乡。四

明朝有几个皇帝？正史上只承认是十六个，野史上却说是十七个。多了个在陪都南京即位的“弘光”皇帝。孰是孰非？在小说家、戏剧家那里，他们敢骂这个乱世魔王，承认他是一个帝王又何妨？南京本来就是一个陪都，弘光政权有着一定的传承权，承认这个皇帝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在“拍马屁”的正统史家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场扭曲的“外交承认”。不仅是对嘉靖皇帝血统的亵渎，而且是对中华爱国主义传统的背叛。国难当头，还有一个皇帝是只知吃喝玩乐的，多不光彩！他们笔下的历史是帝王将帅的历史，他们对帝王体系情有独钟。在这个体系里，所有的帝王都是好的；至少也要一分为二。自古正史都是官办的，找了一些“高级马屁精”来当“权威发言人”。这样，那个“不入流”的弘光皇帝就只能进入“不予承认”的行列之中了。

这个弘光皇帝确实很不争气，但是，他却经历了完全合法的程序。甲申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一，他得到了南京臣民的一直拥戴，被推为“监国之君”，拜祭了孝陵，诏告了天下，改年号为弘光，正式登大宝成为明朝的第十七个皇帝，

这其实是一场绝大的滑稽戏！

什么叫“政治”，历代的正统文人都标榜为“治理众人之事”。众人的什么事？大家都喘气，还用得着你来治理吗？大家都吃饭，饭有多有少，有好有孬，这才需要有人来治理。说穿了吧，所谓治理，不过是分配而已。“政治”的正确定义应当是“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所以，必须打着“代表民意”的旗号以掩饰为集团谋利益的实质。

在中国“制造民意”实在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几乎所有的政客都非常重视民意，把民心向背当着自己施政的根本追求；文人们也津津乐道民心的不二法门，带着满脸的醉意在哼哼；“得民心者得天下”，似乎天下果真是“民心”决定取舍似的。其实，所有的政客更相信屠刀，屠刀之下的民意更大快朵颐。然而屠刀必须用“民意”伪装起来，这样他们才能扮演“民意代表”的角色。古往今来，强奸民意的事确实是司空见惯，所以，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政客对此驾轻就熟。今天弘光皇帝也是玩的这种把戏。旗号是“俯臣民之请”“为了明室中兴”。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的孙子，“貌似神宗，嫡派天潢”，那品行与声望更是可与唐尧虞舜比美。“久著仁贤声誉重，中外推戴比尧舜”。这样的皇子龙孙还不该继承大统，“万岁，万岁！万万岁！”吗？

在这种时刻，那些扔了父母独自逃跑的丑闻，热孝期间趁乱纳宠的绯闻，就成了国家的“超级机密”。哪个敢放个屁？

可怕的是出现反对力量，舆论必须一律。如果有敌对势力公开叫板，就会“嵌口”失灵，所以政治斗争决不那么简单，这里面学问大着呢！

不同的政治集团之间当然是“党同伐异”，充满了争斗，乃至厮杀的：这种争斗不管打着怎样的旗号，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集团的利益，首先是领袖的利益。君不信，试看古今中外所有的领袖，有哪一个真的身先士卒了？恰恰相反，倒是都有一个庞大的卫队在保护着他那无比尊贵的生命。既然集团的领袖都是无比爱惜生命的，那么，无论哪一个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就存在妥协的可能性。政治斗争纷纭复杂，力量消长瞬息万变，打打停停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战场上的硝烟就经常弥漫在谈判桌上。

钱牧斋集团就是马士英集团的反对力量。彼此为了打倒对方都曾挖空心思。如今，马士英集团受到了军方的支持，形势立变，钱牧斋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但是马士英立足未稳，生怕出现公开的反对力量，所以决不会立即举起屠刀。“政治万花筒”这时就必然出现“定格”，妥协是顺理成章的事。

穿针引线的是杨龙友，他去找钱牧斋，传达马士英“想与牧斋翁成为‘同僚’，共同辅佐福王的雅意。”

“钱老，如今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了，江北四镇都已经向马瑶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赞成拥戴福王。大局已定，牧斋翁明察秋毫，不会不作出明智的选择吧。”，

钱牧斋未得到侯朝宗的消息，就急切地问：“见到侯方域了吗？”

“在史可法史阁部那里见过。”

“史阁部什么态度？”钱牧斋迫不及待了，紧张地盯着杨龙友的眼睛。

杨龙友则从容不迫，淡淡地说：“他是明室老臣，自然天下为重，他对着侯君说：‘一日无君，人心惶惶。每天都在纷纷扬扬议论立君之事，却决无成就。这不是自误天下大事吗？想来牧斋翁一定与史阁部有同样的见识。”

钱牧斋不寒而栗了，他在内心里绝望地喊：“完了！完了！”然后紧张地思忖：“我怎么办？”

杨龙友一支冷箭放过来；“侯朝宗觉得自己有辱使命，不好意思回来见你——”

“不！不！”钱牧斋赶紧打断了杨龙友，“他只是去探亲，无所谓使命的。”

杨龙友哑然失笑，知道自己不会有辱使命了，于是就摊牌；“我为君计，不妨接受马瑶草的雅意。他将礼部尚书一职，虚位以待。君之奔波，还能超过六部首揆吗？”

“哪里哪里？”钱牧斋脸红了，他谦虚道，“实在无所谓奔波，不过国难当头，不得不有所为而已。”

钱牧斋接受了“雅意”，于是皆大欢喜。接着就是“坐地分赃”，或曰“论功行赏”。

凤阳督抚马士英，倡议迎立，功居第一，即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

吏部尚书高宏图、礼部尚书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亦升补大学士各兼本衔。史可法督师江北。

四镇皆有护驾之劳，俱封公侯。靖南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俱进封侯爵。

其余部院大小官员，现任者，各加三级：缺员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

等等。

这是弘光皇帝亲自宣布的公布令，众目睽睽，铁证如山，哪个敢提出异议？即使腹诽，也是犯了“欺君之罪”。加个什么处分都是天经地义。

这里有两点引人注目；

一是那“论功选补”，谁说了算？当然是“入阁办事”的“首功”马士英。所以不久之后，那阮大铖就飞黄腾达了。

二是缺了钱牧斋，他也是“论功选补”的，所以，在一个月之后的六月九日，才走马上任的。这令他十分紧张，所以比其他的人格外要显示“忠心”。

这两点使得“后面的戏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