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中，最显赫的莫过于宋氏三姐妹。其父宋嘉树（英文名为查理）出生于海南农家，早年随堂舅闯荡美国，当过茶叶店的伙计，做过缉私船的水手，读过以神学院著称的杜克大学，最终成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被派回上海传教。宋嘉树对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三民主义”思想（民有，民治，民享）推崇备至，他的精神结构差不多已百分之百地美国化，这就决定了他会用百分之百的美国教育模式去培养和铸造自己的六个儿女。

宋嘉树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以斯巴达精神砥砺三个女儿，有意将她们培养成公民而不是公主，让她们解放手脚，不刺绣，不缠足，像男孩子一样玩勇敢者的游戏，甚至淋雨，“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1904年，宋嘉树将刚满十四岁的大女儿蔼龄送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市的教会贵族学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此举即算不是破天荒，也堪称十分大胆，三年后，他又将十四岁的庆龄和九岁的美龄送去与蔼龄会合。完全彻底的美国化使三姐妹的学识、眼界和心气远远高出同时代的中国女子。宋美龄曾不无自豪地承认：“只有的我的脸像个中国人！”她讲英语时带有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她的中文竟是回国之后才囫囵学会的。

1914年6月，宋蔼龄因筹备婚事（嫁给祖籍山西太谷的富家子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孔祥熙），辞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职务，宋庆龄随即顶替了姐姐留下的空缺。一位少女若崇拜和仰慕伟大的爱国英雄，又有幸与孙中山朝夕相处，内心有非他不嫁的强烈冲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问及宋庆龄当年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她的揭秘饶有意味：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有趣的是，尽管宋嘉树忠实信仰“三民主义”，但他并不赞成也不高兴孙中山做自己的东床快婿，理由很简单：孙中山是宋庆龄的父辈，双方年龄相差悬殊；孙中山家里有元配妻子卢慕贞和三个子女；依教规，基督徒不许重婚，也不可离婚；孙中山的处境危险，长年漂泊不定。而在宋庆龄看来，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障碍。宋嘉树怒火攻心，竟使出绝招，也是最大的昏招——另择对象，包办女儿的婚姻。宋庆龄当然不会坐以待缚，她收到孙中山的密函后，索性逃出家门，一驾风乘船去了东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大革命家孙中山也不例外。他滞留东京时曾对房东梅屋夫人说：

“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两人年龄相差太大，结婚后，男方是会折寿的。”梅屋夫人善意地提醒道。

“只要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后悔！”

有什么办法呢，早婚者几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爱人姗姗来迟，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难逃此律。他决心与结发妻子卢慕贞正式离婚，以免贻人口实（说他纳妾），他不愿自己的私生活弄出丑闻。然而，中华革命党内部许多同志私下里对这桩婚姻不以为然，胡汉民和朱执信还当面诤谏。孙中山向来从谏如流，但这一回，他对老伙计们的好意一概拒收。他皱紧眉头说：

“展堂，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

既然领袖的家事容不得旁人插嘴，当孙中山在1915年10月25日举行婚礼时，便只有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和陈其美三位同志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