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季风吹拂的城市，每当夏秋时节，总会有风暴掠过，遇到台风过境，大家都要观风球，辨风势，安排行程。当然，风源都不是发端于这座城市，而是从海洋上生成后一路吹来。文化的情势大抵也是如此，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从外面吹来，不是西（欧美）风就是东（华文）风，出版业也未能免俗。声名显赫的三联书店，80年代初期在香港则大抵是一个图书发行机构，主要代理发行大陆的出版物，一个规模不大的编辑部主要刊行一些中文繁体字版的大陆图书，偶尔也策划几套适合白领阅读的励志与生活休闲的普及读物，或出版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发行量都不大，常常只有二三千册，毕竟这里的华文图书市场太狭小，而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存在着断裂，精英阶层大多直接购买、阅读西文原版图书，在精神汲取上完全对接于欧美文化圈，而华文大众图书市场则完全是娱乐化、实用性的另一番风景。那时的香港出版业很少有反映自身文化成果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图书出版。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一副“陌生”而“热切”的眼光来到香港的。

这还得从我被选派去香港三联书店任职说起。1989年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董事长李祖泽先生注意到我在学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三联书店策划、编辑了一些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图书，如“青年学者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于是向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提出调我去香港工作，最初给我确定的工作平台是执掌香港中华书局，后来因为“六四风波”被延宕下来。1991年初重新启动此事，4月港澳工委组织部正式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商调我去香港工作，5月初抵港，但由于人事调配的变化，香港中华书局一时去不成了，改任香港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半年后任总编辑。当时我未满40岁，时逢盛年，只身赴港，余暇甚多，为熟悉香港的社会经济、风土人情，头半年下班后我常去找旅港的海外及大陆学人聊天。当年，著名学者汪丁丁也在香港大学教书，我们常在一起“狂聊”、“激辨”，更多的是享受着香港“电话煲”的乐趣。对香港社会认真观察的结果是，一个颇为激越的抱负油然而生，我想改变香港出版业少有中文社会科学出版的现状，在香港制造本土的文化“风源”，发现一些具有香港精神特质的思想与学术话题，以图书的形式造就传播上的“广场效应”，而不仅仅只是“橱窗效应”。

抵港后，我出手策划的第一套丛书是“走向1997的香港经济丛书”，原因大概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以及在上海主要策划、编辑的领域是经济学有关，另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逐渐突显的香港社会经济的过渡期特征。进入80年代末，香港经济的某些重要指标已达到发达经济的水平。例如，199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已高达14000美元，这一指标在亚洲仅次于日本，超过了欧洲某些发达国家。又如，香港服务业的产值早在1987年就已达到本地生产总值的65%，超过了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数。这表明香港进入了战后第五个发展阶段（前四个阶段是：1、战后复元和转口贸易恢复阶段，2、工业化阶段，3、经济起飞阶段，4、现代化、多元化阶段），即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开始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的阶段，香港经济已经站在了“发达经济”的门槛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