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史蒂芬·平克

刚进入研究生院不久，我就开始犹豫：科研生活到底是不是我的菜？科研很适合我，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的困惑在于研究者的生活方式。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上本科时，我和阿尔·布雷格曼（Al Bregman）一起做了一些关于听觉感知的研究，他把我们的课题深化到了认知与认识论的水平。于是乎，顺其自然，我选择前往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心理物理学实验室继续深造。但是，当我一点一点熟悉实验室的氛围之后，却感到自己对生活的渴望也在一点一点消失。被日光灯照亮的大房间里，大堆的音频设备上积满了灰尘，还有许多过时的迷你计算机，别人告诉我，在这些计算机上编程必须用汇编语言，因为只有菜鸟才会用现成的软件包。占据实验室的是一群穿着格子衬衫、面色苍白的瘦子，有的已有偶尔才能相见的妻儿，但全都没有半点幽默细胞。这群人主要的娱乐项目就是嘲笑别的心理学家缺乏数学严谨性，不过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放纵一刻，那就是每周日晚围着黑白电视机，一边看《风流医生俏护士》（MASH）一边吃比萨。第一次参加实验室组时，我见到了组织研讨的教授们，他们个个严厉阴沉，第一印象仍旧没让我感受到半点振奋——其中一位教授开口就是：“让我们来讨论关于Äi/i的最新研究进展。”他暗指的是韦伯定律，一个描述刺激在感觉上的增量与其绝对强度关系的心理物理学方程——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彻底解决了，威廉·詹姆斯还受此启发写下了至理名言：“心理物理学研究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再无聊的东西都没法让德国人感到厌烦。”

幸好，我坚强地挺了下来，因为在几年后，我重拾了对科研生活的信心。当我还是一个无名的博士后小卒时，因为一位教授身体不适，我被临时选派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参加一个私人举办的会议，并代替他成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代表，在这场会议上，心理学界的巨头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迈克尔·加扎尼加宣布了一个新学科的创建计划，而这个新学科被他们冠名为“认知神经科学”。会议选址在恰如其名的埃尔恩坎托酒店，与会者身处一个芬芳的露台，周围是美不胜收的风景，大家一面开着会，一面品尝着红酒和前菜。加扎尼加的开幕演讲时常被同事们的俏皮话和笑声打断，而用更多的俏皮话和更豪放的笑声打断讲话的主力正是演讲者本人。第二天的讨论主题丰富，从加扎尼加关于裂脑人存在双重意识的惊人发现，到新学科将如何阐明经典的哲学问题。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来到加扎尼加亲手建造的小屋休憩，那里可以远眺太平洋，并伴随着更加丰盛的佳肴美酒和欢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女儿还带着杜鹃花环，和朋友们愉快地跳起了圆圈舞。在我对当天场景的回忆中，还能看到蓝色知更鸟和彩虹，但我怀疑这两个元素是被后期加入的，因为当时留下的温暖而活泼的总体印象外加热心的主人那天马行空的兴趣，都对我的记忆造成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