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出版的这部书是在中国尚未完全成为现在这样的关注焦点时写成的。今天，研究中国对西方人而言已变得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反过来，研究西方的主流观点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在我看来，比起德国人或欧洲人，更不用说美国人了，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对情况了解得更多。

不过，西方人如果研究中国，会马上明白一点：所有重大的经济、环境政策或地缘政治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不再能解决。在全球金融业的规则问题上是这样，在二氧化碳危害问题上是这样，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地区以及乌克兰这两大地缘政治危机上同样如此。

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同时是伊朗最密切的盟友，乌克兰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军备和粮食供应国。这使中国面临着不同往常的新任务。因为，这个昔日的“中央帝国”几个世纪来不需要同别国交往，缺乏长期的同世界政治打交道的传统。如今，中国不能不对众多的全球性问题采取立场，而西方则必须习惯于只有在中国参与下才能解决这些议题。工业国家的八国集团会议——1975年我和我的朋友、时任法国总统瓦莱利·吉斯卡尔·德斯坦创立时为六国集团——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今年又举行了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七国集团会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该集团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50%，占世界上人口比例不到15%。现在，世界经济的增长绝大部分来自该集团之外。就当今的多极世界秩序而言，二十国集团才是真正的框架。二十国集团是2008年11月才开始在政府首脑级举行会议的。中国在该机制中理所当然扮演着核心角色。

当我1975年第一次访华时，这些都是无法预见到的，尽管我那时已确信西方低估了中国的重要性。当时，我对上下4000年的中华文明已深感钦敬。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产生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出世前约2000年，是刻在龟甲上面的。至于哲学、文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医药，中国人曾长期领先于欧洲人。直到16世纪，中华文明和中国科学家还走在欧洲的前面。后来，中国停滞了，而欧洲人发展了一种名叫民主的东西，接着便是工业革命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直到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殖民列强撤出除港、澳之外的中国以及帝制崩溃之后，中国人才得以投身于自己伟大国度的改革和复兴。

毛泽东以十分执拗的方式，在老百姓做出巨大牺牲的情况下，试图实现改革和复兴。毛是一个套不进任何范式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工业无产阶级，而毛在“大跃进”中却相信农村的农民无产者。他还在“百花齐放”中相信工程师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信青年人。但他尤其相信革命，相信能够使这个富有传统的大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他生命的末期，中国还是重新登上了世界舞台。不是毛不得不前往美国，而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去了中国，以便与中国结成反对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与之吵翻了的苏联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