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这无关紧要。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联邦议院辩论。争辩中，因为我讲到了“福摩萨-耶格尔议员”，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席，联邦议院议长欧根·格斯登美尔打断了我的话。福摩萨是当时德国右派对台湾的称呼。耶格尔当然不是来自福摩萨，我只是想气一气他。因为，美国的反共宣传声称台湾是“自由中国”，耶格尔上了他们的钩。那时候，联邦议院里会给重复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卡洛·施密德就叫法兰克福-施密德，我是汉堡-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读音相同，因此也算“重名”——译注）。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萨-耶格尔的称呼，气一气亲台仇共的耶格尔。格斯登美尔接着说：“等一等，议员先生。我认为这样的称呼不对，正确的叫法是……”因为不知道耶格尔来自什么地方，他迟疑了。于是我说：“瞧瞧，议长先生，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是因为《联邦议院手册》隐瞒了耶格尔同仁的出生地。”全场哄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耶格尔“错生”在柏林，他却隐瞒了普鲁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的上巴伐利亚人。这件事促使耶格尔进行报复，他把我叫作“臭嘴施密特”。所以，对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间接地负有责任。

西伦：当时，一个过问政治的人对毛泽东有多少了解？

施密特：大家知道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受过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教育。但大家同样知道，他已经和苏联决裂。关于“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来的“大跃进”，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对我来说，直到60年代才明白，虽然西方和苏联这两极居于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当时我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了解。

西伦：这是与德国“68派”挥舞毛语录同时发生的吗？

施密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略问题一无所知。“68派”把毛语录当作圣书，却并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门科学，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推动老年人前进的现代化进步运动。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满怀激情，与电视大有关系。电视在6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重要，把中国群众运动的景象传遍全球，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西伦：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毛泽东竟然能够在世界的另一端煽动起一场德国毛主义者的运动，这在德国总是一件令人恼火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事。1967年1月，毛甚至上了《明镜》周刊的封面。

施密特：但是，德国并没有真正的毛主义者，只不过有人自命为毛主义者罢了。他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把毛泽东当作偶像，也把越南胡志明当作偶像。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也是一位英雄，虽然他们并不特别了解南美洲。当时，在公众的意识中和德国记者发表的文章中，很少把左派大学生的毛式鼓噪和毛泽东以及中国看成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