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伦：如果观察一下儒家学说的特征，以及您个人所主张的价值观，人们感到两者有较大的冲突。儒家学说对您个人来说合适吗？

施密特：不。对我的国家来说，我一直宁愿要一个有欧洲启蒙主义精神的社会。但这个回答是我作为德国人为我的欧洲德国做出的。我们方才谈到了儒家学说里面对等级制的高度尊重，这种尊重我不希望它被移植到欧洲来。对于德国这样的中欧国家，我不愿意放弃欧美启蒙主义的成就。但我看到，其他的社会没有这种启蒙主义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还能取得辉煌的经济进步，无论如何比目前欧洲人和北美人的经济进步还大。欧洲人由此得出的教训之一是，必须重新加强学习和研究。今天欧洲人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有许多东西中国人很快也能做出来，而且比我们的更便宜。这种竞争将会促进生意。

同时，中国的发展也许会导致它参与制定一部国际通法并建立为此所需的体制。中国人将试图进一步发展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他们这么做可能会比美国人更执着。他们也将出于自身利益而坚持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西伦：中国人的儒家学说，他们微弱的传教扩张传统，说不定有助于他们从寻求共同点的角度出发，来构思和促成一个更进一步的国际联盟，而不是强调差异，只把自己的发展水平当作衡量标准。

施密特：在欧洲，我们从1950年以来就这么做了，这要感谢舒曼和莫内（Robert Schuman，1886～1963，Jean Monnet，1888～1979，均为法国政治家，欧洲统一的倡导人——译注）。我们做到了求同存异。此前，例如法德之间的关系是以“异”为特征的，而今则是更多以“同”为特征。为建立一种多极的世界秩序，中国和欧洲有许多共同点。

西伦：不仅是欧洲人。全世界都对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感兴趣，只有美国不感兴趣。其实，使美国摆脱一种越来越频繁地给自身带来巨大困难的处境，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人以为，为了证明自己能行，他们必须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也许中国人已经明白，在这方面同欧洲人合作更有意义；或者换个说法：欧洲人难道还没有觉察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中国人。

施密特：欧洲人正在明白过来，最近25年来中国发展的活力多么强大。正如已经说的那样，他们正在明白。中国的人民也刚刚在明白这点。

西伦：但许多欧洲人仍以为，他们处于世界大事的中心。

施密特：我认为不能再这么说了。多数欧洲政治家已经懂得，欧洲不再处于中心。他们知道中心在北美。现在人们开始明白，中心正在从大西洋移向太平洋和印度洋。

西伦：如果说，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在亚洲决定，这对我们的文化价值意味着什么？

施密特：欧洲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没有充分把握，他们以为主要是基督教的价值。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现个人尊严和权利的不是基督教会，而是启蒙主义。他们不明白，美国人也不明白，不是基督教发展了民主这一政治文明，也不是基督教发展了所有权和市场竞争这一经济文明。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连串的蜕变。譬如“人力资本”一词，那岂不是把人和资本等同起来了吗？我看这是荒唐，却几乎理所当然地被人接受了。反正我很难在西方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里面看到什么“文化价值”。

西伦：同时我们看到，世界经济参与者人数翻了一番。世界经济缺乏秩序这个问题，今后几十年里从总体上说，将更多地进入人们的意识，并促使人们改变这种情况。

施密特：只要欧洲人坚持启蒙主义，他们就决不会同意把人等同于资本。我估计，中国人也不会接受这种等同。但我对此没有完全的把握。

西伦：再问一遍：如果中国或者说亚洲的影响加强，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施密特：不排除中国人在这方面会有重要贡献。眼下我认为这种可能不太大。基于伦理的经济秩序原则更有可能在欧洲制定出来。如果欧洲人的共同货币——欧元——在世界经济中能够取得成功，那这种可能性就会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