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不出他什么年纪，将近四十岁的样子，或许还更年轻些。头发理得很短，皮肤黝黑，眼神中透着股草莽干脆的气势，算得上惹人注目。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他自己开了家小规模的广告公司，公司就在咖啡馆旁边，或许他的家也在咖啡馆旁边。所以过去是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的熟客。他的样貌还是那样，若要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大概是瘦了些，以及前些年那种嬉皮笑脸的神态现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温和的倦怠感。他拖了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手里依然抱着那只虎斑猫，轻声说着，嘘嘘。他并不急着与我说话，像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似的。

他便是那种典型的在咖啡馆里待久了的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都是松弛的。

“它叫什么？”我没话找话地问他。

“木耳。”他说。

木耳，我疑惑起来。虽然我向来都与木耳相处得不好，但是也分明记得木耳之所以叫木耳，是因为最初从花坛边把它捡来时，它浑身墨黑油亮，便给它取名木耳。它的脾气坏得要命，绝不像寻常咖啡馆里养的猫那样，慵懒、黏人。却是到处撒尿，抓坏沙发，不喜近人。若不是因为咖啡馆里那两天正好有过路老鼠，一定不会收留它。

“哦，不是原先那只了。”他想起来似的，抬头看看我，说，“木耳死了。”

“怎么会？”我追问。

“也就是上个月的事，它自己跑出去玩，门口正好在排管道，挖得一塌糊涂。它不知道是怎么受的伤，一瘸一拐跑回来的时候，都是血，把这儿当班的小姑娘吓哭了。之后送医院做了三个小时手术，横膈膜、膀胱和肺都动过了，胸口划了一个很大的口子，内脏也都整理一遍。然后在医院里住了七天，特别难熬，还是死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虎斑猫放走。

“听着真叫人不好受。”我说。

“胖子对木耳算是尽心尽力，医院里这一个星期花去他六千块钱，还是没能救回来。你知道他这个人平日里小肚鸡肠的，不过还是念着那份旧。”他说。

“谁不是呢？”

“这只虎斑也是朋友寄养着的，胖子唤木耳唤得顺口，就不换了。”他说着，把猫放到地上，猫在原地舒服地打了个滚，又消失在了桌椅之间。然后他才转过身来，两条腿大咧咧地笔直伸到我旁边，挨得很近，我不敢移动脚踝的位置。

“你与两三年前我初见你时不一样。”他说。

“我们一直都算不上是认识。”我不免有些局促，他的眼神和语气都像是在调情。岁月无疑给了他一些好的馈赠，像是此刻的处事不惊。

“我刚刚看到你，你远远站在门口，像个男孩，非常坚毅，长身玉立。然后你此刻开口说话，表达又完全是个女孩，运转自如。你是怎么出落成这样的。”他虽然在笑，但竟然显得真挚。我们沉默了一会儿，说话间记忆不免被剥落一些，他的名字渐渐浮出来，我正要张口的时候，却看见玻璃门被撞开，满头大汗的胖子像朵祥云一样朝我们这儿扑过来。

“大奇。”他大声招呼着走过来，“兄弟也有段日子没见了。”

“看到你的短信，就过来走一圈。”大奇起身从屁股后面摸出包香烟来扔给他，然后胖子才转头看到我，愣了一会儿，接着笑起来，重重抱了我一把。他还是那副样子，生活的重担像是始终在折磨着他，一脸难以甩去的不满与抱怨。把我放开以后，浑身的肉都抖了一抖。他向来如此，一半是发自内心的热情，一半又是职业病的虚情假意，在客人面前要表现出惯性的热络与相熟，却常常别转屁股在背后漫不经心地说些闲言碎语。与此同时，心灵的敏感程度又与外表极其不相称，常常叫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