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马克思在道义上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但他把中国比喻为“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而把帝国的入侵想象成“新鲜空气”，还是不经意间流露出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他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欧洲“现代化”论者。而正是出于对“现代化”（“革命”也是“现代化”的另一种形态）的迷信，使得“时间”取代了“空间”成为现代历史叙述中毋庸置疑的前提。不过，近年来这一前提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约翰尼斯·费边在《时间与非我》一书中，就从“人类学如何构建其对象”的角度对这种时间观和历史观提出了挑战。他指出，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时间的进化论式的构想上，这种对时间的构想把“非我”（也即“非西方”）事先放在历史长河的“原始”那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也即“西方”）这一端文明之优越。这就是所谓“时间的空间化”，把那些距离“西方”（“我类”）较为遥远的“非西方”（非我）社会，认定为在文化、心智和社会组织上都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它们需要欧洲文明的帮助，才有可能进步到更为现代的阶段。正如费边所言，“在西方思想中，‘原始’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范畴，而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体现在现代民族志中，即“西方”人类学家习惯性地把“非西方”对象排斥在现时的历史时刻之外。在“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共时性”的空间脱节，使得“非西方”的现实只有在被看作是“西方”的过去，才获得理解的可能和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