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世俗化，埃及与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世俗主义，而埃及现行的宪法规定国家法律不可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隐含地承认伊斯兰是埃及的国教。在2011年初埃及的动乱中，副总统苏莱曼和最高军事会议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都依照穆斯林的惯例，发言的第一句是赞颂至仁至慈的真主。这个情况在土耳其绝不可能发生。

在今日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倒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三条发展道路

自从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剧变之后，全世界许多媒体都在猜测将来中东各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在大中东三十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

伊朗是由什叶派教士控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相信他们早期的领袖第十二位伊玛目并未死去，只是选择隐遁，日后将会重返人间。在此之前，他的职位由为数极少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暂代，因此阿亚图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确。这个信仰很类似于天主教认为教宗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会犯错的信条。虽然目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但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Ijma）”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人几乎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回归营房。毕竟，埃及历史上的马木留克王朝（13－16世纪）是由非世袭的军事将领出任苏丹。近六十年来的埃及政府实际上就是军事集团推选代表担任总统。今后埃及的军事集团如何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支持民选政府疗治社会创伤，团结基督教徒，促成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将是本世纪内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可观。但是它的内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库尔德人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内很难与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世俗化的原则下，伊斯兰政党已经依法当政近十年，2011年6月又赢得了国民议会大选，引起一些世俗派的惶恐，认为社会安宁不会持久。但是，一股既要伊斯兰也要现代化的新力量已经在土耳其出现；在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传统上许多穆斯林所倾向的宿命论的新价值观正在悄然兴起。这可能是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摸索之后，对大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