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尼或许在巴黎跟国王路易十四告别的时候哭了，但是一返回家，他的眼泪就干了。他对于在罗马新建的法兰西学院没表现出任何兴趣，这跟他对该学院骄傲的建立者路易国王及其首相科尔伯特所做的承诺相反，这使他在巴黎时的意大利伙伴们感到焦虑，于是其中的一人，弗朗西斯科·布迪神父（Abbé Francesco Buti or Butti）警告他，要表现出一定兴趣以免引起不快的结果：“我祈求你假装一下，你愿意的时候是知道该怎么做的。”贝尼尼遵从了。他知道托尔夸脱·塔索（Torquato Tasso），16世纪后半叶著名的史诗诗人和批评家，在很久以前就注意到：虚伪的天分是一件臣子救生背包里的必备道具。同样的智慧也适用于任何与各种社会尊长打交道的人，因为前者有权力只为某人的一句令人发火的话或一个行为就断送这个人。这也是那个时代受欢迎的行为礼节指南手册的根本启发所在，诸如洛伦佐·杜奇（Lorenzo Ducci）的《宫廷的艺术》（De arte aulica），当时就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宫廷的艺术》（The Courtier’s Art），其一个副本被收入路易吉·贝尼尼的私人藏书馆。其中杜奇在一章中的标题道尽了其中的门道：“朝臣私利的欲望必须被掩饰在为其王公主人效力的外在欲望之下。”掩饰，换句话说，就是欺骗和假装。

“要是不能掩饰，也就不能生存，”贝尼尼亲密的朋友和保护人，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在其《箴言录》（Maxims）里重申了那个时代一个普遍的观点。这种启示也为托尔夸脱·阿赛托（Torquato Accetto）于1641年的著名论文《论诚实的虚伪》（On HonestDissimulation）的核心，这本巴洛克风格的手册总结了在一个右翼神学专制的（但却是偏执而并不安全的）政府统治年代里的生存艺术，无论对于世俗的人还是教会僧侣，它都是出类拔萃的。这种启示对教皇的“罗马圣所”也不例外：根据老于世故的玛丽·曼奇尼（Marie Mancini）（朱尔斯·马萨林红衣主教的侄女和路易十四的初恋情人），在罗马“家庭中的虚伪和憎恨甚至比在其他场地更为至高无上”，伽利略是巴洛克时代罗马那些未经允许就说出所看到的真相，或质问由那些专制权力者布道机器所炮制的真理版本的人之案例中最高调的一个（顺便说一句，贝尼尼的大部分创作，都极好地服务于这种专制教皇体制的布道机器及其基督教教义版本的目的）。另一个比贝尼尼年长些的同时代者保罗·萨尔皮（Paolo Sarpi），特兰托公会议的反教皇史的作者，他本人承认：“我戴着一个面具，我必须如此，因为不戴面具没有人能够安全地生活在意大利。”尽管如此，萨尔皮还是遭到了刺客的人身攻击，可以肯定刺客是由教皇元老院派来的。萨尔皮的同时代人都很容易相信后来的指控原因，这就如同法国学者加布里埃尔·诺德（Gabriel Naudé）（先后担任过红衣主教弗朗西斯科·巴贝利尼、黎塞留以及马萨林的图书管理员）所报告的，在罗马只有一种不可原谅的罪过：

在罗马，无神论者可以原谅，鸡奸犯可以原谅，自由派和许多其他种种流氓无赖都可以原谅。但是永远都不会原谅那些诟病教皇或罗马宫廷的人，或者似乎想要对教皇专制权力提出质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