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国”的顽固观念止步于国家层面点到即止的碰触，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于东非沿海诸部族的酋长和头领来说，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皇帝的封号和那些精美的瓷器、钱币，也不过是些消乏解闷的奇技淫巧。明代的朝贡体系更像是个华而不实的角色扮演游戏，入戏者大多有着利益的考量，一旦利益体系崩塌，一切都会烟消云散。非洲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非洲，其实一样的匮乏与无知。比起西欧的基督教传教士深入非洲大陆腹地，学习当地语言、了解当地文化、在无比艰难的条件下创建教堂与学校的精神来，中国从未曾真正尝试过去理解非洲。真正能在文化上实现交流与理解的，只能是身在非洲的普通中国人。

已在非洲生活了30余年的老资格华商张先生来自台湾，曾在尼日利亚、冈比亚、加纳等国游历经商，如今定居乌干达并娶了位本地黑人太太，生了两个漂亮的小孩。在他看来，两种文化始终无法相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人心太急，不肯脚踏实地，总幻想着“捞一票就走”。他们把非洲当作一夜暴富的淘金圣地，没有人愿意扎下根来，做一些心平气和的事。很多年轻人被传说中的机会和财富吸引，头脑发热地买了张单程机票来到非洲，幻想着三年五载之后摇身变成亿万富翁再衣锦还乡。到了非洲之后，却一味待在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不学本地语言，不与本地人打交道，更不会去连公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寻找商机。“闲暇的时候，他们宁可躺在床上看中国电视剧，也不愿去市场转转。你看一看他们的厕所，脏得要命，他们居然还嫌黑人脏。”

在非洲的中国人，普遍有种文化上妄自尊大的心态。这或许就来自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天朝上国”的幻想。我们在乌干达和肯尼亚采访了十余位计划在非洲长期生活的中国商人，在问到他们是否愿意和本地人结婚生子、组建家庭时，除张先生外，所有人都对这一想法表示极为不屑。在乌干达做矿产生意的江苏人李淼说：“我总不能带个黑女人回去吧，我是要面子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用右手轻拍自己的右面颊，同时做出了一个颇有嘲讽意味的表情。

种族主义虽然早已作为政治不正确的样板而被彻底清算，但没有人能否认种族主义多多少少存在于每个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