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这一点，许多局外人都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交流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交流者的姿态。将中国与非洲人民之间的文化误解归咎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异，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非洲的社会具有高度的包容性，非洲人纵使有难以改变的行为方式，在观念上也相当有亲和力。他们既不像西方人那样在“政治正确”的问题上“顽固不化”，也不似东方人大多心存强烈的乡土意识。如马赛人这般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原本便是四海为家的，他们大多可以坦然面对并尝试理解外来者带来的文化，并努力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益的成分——这或许源于现代非洲国家的所谓民族主义更多是西方列强殖民带来的伪概念（对此我们会在后文中讨论）——总之民族主义并未成为非洲人拥抱外部世界的障碍。在我们组织的小型研讨会上，供职于世界知名媒体的非洲记者相当坦率地讨论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我们在西方与中国的任何研讨会上都无法听到的。比如，来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爱德华·艾奇瓦卢（Edward Echwalu）与他的同事贾斯汀·德雷拉奇（Justin Dralaze）就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前者坚持认为“只要能使国家富强，独裁者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中国和非洲官方交往日趋频繁的今天，民间的文化交流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在非洲游历期间，遇见了不少西方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团体，如澳大利亚一个非政府组织长期支持乌干达国内的孤儿院建设，并不定期派遣人员来乌做志愿者，这些人在普通非洲民众心中建立了活生生的“西方形象”。相比之下，在国内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却往往陷入经费匮乏的境地。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大学教授穆林杜瓦·茹汤加（MurindwaRutanga）就不无感慨地对我说：“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不少，但真的愿意到非洲来的并不多。”本书的作者之一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想来，而是没有机构资助他们来，而我顶多算是一个非洲观察者，而非研究者。”

当我对不少非洲本土“精英”提出交流障碍的问题，以及非洲人的种种令中国人难以适应的行为方式时，他们则反问我：“既然是你们自己要来赚钱，为何反而要我们改变？”这个问题让我们哑口无言。“非洲人不是傻子，”罗纳德·赛坎迪对我们说，“有索取就要有妥协，这里已经不是任外国人予取予求的地方了。中国人必须学会与非洲人打交道，如果中国人想在这里长久地待下去。”事实上，尽管大多数非洲国家依旧贫穷落后，但非洲人的公民素质在很多领域甚至走在中国人前面，这是很多国人不敢直面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单纯、善良、井然有序的群体去信任和喜爱一群惯于随地吐痰、在飞机上的卫生间里抽烟、动辄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的“入侵者”？

在《圣经·旧约·创世记》中，全人类联合起来修建通往天堂的高塔。为阻止人类的野心，上帝让人类讲不同的语言，使之无法交流与沟通，从此争议不断、龃龉频频，从此人类不再是浑然天成的整体，而分裂为无数的种族、人群和部落。经历了漫长的隔绝与分裂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终于对嵯峨的巴别塔展开了有力的冲击。世界上的人能否最终逾越种种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上偏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谅解，最终摧毁象征着误读的巴别塔？

中国与非洲，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