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们固有的立场上，当然对此难以理解；但实际上，这真的就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对一类事物惯常的处理方式，在道理上，并无优劣之分。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美国文化中，未婚人士拥有多位性伙伴与活跃的私生活非但不会被认定为道德低劣，反而在很多语境下是个人魅力与心态健康的体现；可在中国文化里，此类人士往往拥有极坏的名声。这是基本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除非相互影响，否则不可通约。

正是这样的两个原因（非洲文化自身与研究者特殊身份），导致本书的内容和结论最终还是不可免俗地落入了二元结构的窠臼，无论“非洲-西方”还是“非洲-中国”，都暗含着当代非洲文化缺乏自洽性的假设。不过，似也可安全地说，这样的假设就算并非完全正确，也一定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和道理。正如传播学领域的学术研究，若锱铢必较地剔除全部“西方势力”之影响，得到的或许只能是某个自说自话的逻辑嵌套。这是研究者的无奈，更是客观世界的现实。以“尊重现实”为借口，似也可以为立场偏颇做些开脱吧。

然而，研究者先天的价值预设，又何止上文所述这些呢？

2012年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上，播放了前文提到过的著名视频《科尼2012》。当时我和教室里的100余位学生大多深有感触，并或多或少受到了创作者价值观的影响，不但认定“圣灵抵抗军”依旧活跃，更自然而然将东非国家乌干达想象为动乱不安之地。其后我联络袁卿，了解情况，并读了他在《国际先驱导报》刊发的长文，方知情况远非自己想象得那样简单。我以视听传播为业，并接受系统的学术研究训练，尚且以为“眼见一定为实”，遑论其他对非洲只有模糊的刻板成见的“普通观众”？

事实上，我对“科尼2012”的态度不过是一个侧影罢了，它所折射的，其实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媒体研究者深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知的现状。这一现状，有极为复杂的成因。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源流，大多出自欧美，哪怕是马克思主义，也根植于其诞生那个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土壤。以西方视角观察自己与他人，已经成为难以摆脱的习惯。另一方面，无论经济还是文化，西强我弱的格局仍难扭转。若无美国的文化强国地位，“科尼2012”绝难产生现在的影响力。好莱坞电影，路透社与法新社，不但为全世界提供信息和娱乐，更无远弗届地输出着思想与观念。在这般情境下，侈谈“去西方化”，无疑十分艰难。

如今看来，将非洲纳入自己观察与研究的视野，竟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如前文所述，非洲的存在给了我这个中国学者跳出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结构的机会，得以在一个遥远、陌生的环境中，以较为冷峻的态度去思索自己浸淫其中的中国与西方，尽管这一尝试远谈不上成功，却也为铁桶一般的学术意识形态撕开了小小的口子，透出些微光熹。不过，作为接受过系统新闻教育的学者，我本人终究过于理想化。在尝试跳出西方语境与东方主义窠臼的同时，亦不自觉地将非洲想象为某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期冀着能在此检验自己的诸多理想，包括文化多元、普世主义，乃至新闻自由。但现实总是令人沮丧。这并不是非洲的错，而是源于妄图看清非洲的自己，根本便带着不够纯粹的种种私心，踏上这片壮美的大陆。

这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之憾，也是本人作为学者的观念残缺。我终究没能真正将非洲视作自己的研究对象，非洲于我，也始终未能成为纯粹的“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