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海外之人即使没有被同化，或多或少也要入乡随俗一点，但张大千跑到国外去反而更加中国化，在洋人的地盘，他照样穿长袍，吃中餐，住中式园林，他的喜好乃至情趣都完全是中国的。一个人爱不爱国，往往要到了他离开这国家之后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啊。

人越老，思乡病就越严重。1979年末，一位日本画家送给张大千一瓶从西安华清池采集的水，张大千激动落泪，以此水研磨作画；1982年3月，一位从中国访问回来的美籍人士向张大千赠送了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张大千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恭恭敬敬地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的灵位前。

在张大千晚年的诗词中，思乡成了主旋律：“万重山隔衡阳远”、“万里归迟总恋乡”、“平生梦结青城宅”，故乡的山水在他的心中萦回缠绕，挥之不去，于是《长江万里图》、《庐山图》这样的巨作喷薄而出，如相思之情一样不可遏制。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张大千身上负有“叛逃”的罪名。但当时大陆方面不仅没有拒绝他回归，反而千方百计在动员他回国。与大千交情很深的谢稚柳就曾奉陈毅之命给张大千写过信。而据另外一个与张大千有交情的画家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曾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要求在这笔将奖金中留一半给张大千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张大千的亲属、子女多人都曾担任过劝说“大使”，千里迢迢，苦口婆心。

然而，大陆方面的“糖衣炮弹”并没有打动张大千，这里面固然有对大陆政治高压的恐惧，许多亲朋好友在政治运动中的悲惨遭遇让他不寒而栗；而另一方面，张大千的个性与脾气与当时大陆的风气格格不入也是重要原因。

“文革”之后，谢稚柳在答记者问时这样解读张大千不肯回国的原因：“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

相信张大千在看到这段话时，一定会感叹：“知我者，稚柳也！”张大千是个个性非常强的人，身上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他一生为自己画的自画像多达一百幅以上，有可能是古今中外画家中给自己画像最多的一位。这样的人不会盲目去崇拜别人，如果需要看哪个是他崇拜的人，他或许会去照镜子。而当时的大陆，却是绝不允许一个有强烈个性的人存在的，所有的人都需要服从大局，牺牲掉自己的个性。

张大千的好友林语堂曾用八个字赞叹大千的为人：“顶天立地，独来独往”，如果张大千回来了，他也就“独”不起来了，“泯然众人矣”了，这样的张大千也就不是真正的张大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