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圣雄何处寻，心中自有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湮灭了太久太久的态度。

清雍正四年三月，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抱怨说，此前十几年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毛巡抚分析说，外国商船之所以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各个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艘载货价值十万两白银的商船，且不说底下的各级文武官吏，光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四大衙门就先要勒索五六千两银子，外商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就都不敢来了。

在中国人看来，外商们有点大惊小怪了，潜规则之于国人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惊，倘或不收，我等心下反而惴惴不安。可洋人有洋人的逻辑，东印度公司在嘉庆年间被粤海关各级官员敲骨吸髓掠夺了五百万两银子，英国商人忍无可忍，决定突围，英国政府诉诸武力，才有了鸦片战争。回顾《南京条约》具体条款，可知这其实是一场“陋规战争”。

中国的历史遵循以暴易暴的“血酬定律”，这就是它为什么不能走出专制王朝循环更替的根本原因。历代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这一周期律的答案搜索枯肠，得到的最佳答案无非是儒家的仁政，亦即“以德治国”。这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他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其实，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农民税负能力很差。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农业税一般不高于10%，低的甚至不到1%。然而事实并不像“永不加赋”听起来那么美好，国家的正式赋税虽说不高，然而地方政府的“赋外之赋”却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也会使其取缔这些“法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合法渠道走不通，那就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的历史剧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

189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其实，这个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了。美国记者的逻辑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然后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

可惜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演变，很快它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瞪大了充血的眼睛。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稳步向前发展的，不管立宪是否出于真心，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大小改变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党人等不及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定要清廷“尔曹身与名俱灭”，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天地为之变色。

历览前史，掩卷沉思：暴力革命并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只能带来专制的反复。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却仍未逃脱独裁统治的窠臼。诚然，中国的氏族血亲传统决定了这种封建家长制具有很大的惯性，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大脑中的皇权思想。

民主政治是人民做出政治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政治体制，但人民有时候是好逸恶劳、自私短视的。因此，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和规则意识，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