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尊严，便是良知—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

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态的国家。它无始无终，驻足不前，象形文字则是这种停滞的象征。而起源于希腊的世界史则是不断发展的，它体现在人对其内在精神的逐步认知。

黑格尔强调，中国缺乏主观的内在性，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被动地接受。因此，他断定中国人根本没有独立性，只会依赖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及权力。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中国人不会从内心问罪，没有道德感，只依靠外在的惩处，从而没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如果没有王阳明，黑格尔也许是对的。

毕竟，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讵料里面有三聚氰胺。

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如果民众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部门都只为私利打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于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天然正当的选择。

同时，没有法律的保护，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以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民众不再相信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公权力，甚至不相信任何人具有安排和协调利益的能力和意愿，而是认为官员得过且过，只追求暂时抹平矛盾，伺机攫取财富。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坍塌后，每个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各自的权益。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私权的边界何在，也不清楚何种方式恰当，最终便只能演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弱者制造麻烦、违法闹事，强者动用权力、专政镇压。在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中，别说法律，神也无法阻挡人们放大自己利益边界的热情，直到它遭遇更强大的阻力。

所有人都不问是非曲直。当政府败给汹涌的民意时，它会本能地掩盖真相，用金钱摆平当事人。然而，稳定可以赎买，人心难以欺骗，当所有人都无师自通地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时，社会的运行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直至溃坝。

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宣告了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在医生和患者之间，乘客和铁路之间，市民和政府之间，应当建立起各自的组织。每次冲突爆发时，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它们的权力。让人们长期、公开地争论，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甲方，时而压制乙方，掩盖矛盾，混淆是非。

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自由和不伤害他人之自由的折中。通过这样一个漫长却必经的过程，善恶标准、政治文明才可能得以重建，公民社会方非镜花水月。

而这一切的起点，在于每个人都能倾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价值判断。

在于致良知。